作者：罗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副院长）
在当代舞台艺术中，如何表现教育家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如何将抽象的学术思考、深沉的文化责任转化为具象且动人的戏剧冲突，是一个难题。中央音乐学院创排，以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黄会林为原型的原创歌剧《青春长与君》，讲述了主人公荟琳从抗美援朝战场的战士，到战后义无反顾投身教育，又在夏衍指引下兼顾影视创作，面对中西文化冲击坚守教育初心、培育人才，最终向世界讲述文化中国、诠释“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信念的人生故事。该剧由歌唱家孙媛媛领衔、陈建忠编剧、李旭昊作曲、王慧执导，创作者突破传统英模传记剧的线性叙事，以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教育家的生命历程为经，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变迁为纬，编织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在舞台上展现了当代中国教育家的风采。
在叙事策略上，该剧构建了“三时空”交织的复调结构：1950年朝鲜战场、20世纪80年代北国剧社、2012年国际讲坛，三个时空在旋转舞台上交错叠映。解决了长篇幅传记的时空压缩问题，荟琳老年的睿智回望、青年的热血战斗、中年的学术探寻，互为镜像、注脚。序幕与尾声均设置在美国南加州的演讲现场，形成一种“回环往复”的结构美感，暗示主人公一生的奋斗，无论是战场上的厮杀，还是讲台上的耕耘，其终极指向都是为了让世界“看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剧中对“北国剧社”排演莎士比亚剧作场景的再现，是全剧最具神采的片段之一。学生们以窗帘为幕布、以拖布染色为头套，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却在精神领域构建起了一座巍峨的艺术殿堂。这一还原历史真实的场景，诉说着真正的艺术精神不因物质贫瘠而枯萎，反而在困境中绽放出绚烂的光芒。
第三幕荟琳与丈夫绍斌、恩师夏衍先生的对手戏，堪称全剧“戏眼”。剧作敏锐地捕捉到了两代剧作家在面对时代巨变时的那份责任感和红色血脉的传递。从夏衍对绍斌、荟琳电影剧本《梅岭星火》的悉心批改，到荟琳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西方话语强势冲击时的那一抹“知识的焦虑”与“文化的突围”，这条清晰文脉在歌剧中被赋予了情感的温度。
剧中关于“中国电影理论民族化”的戏剧处理，具有学理深度。面对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大片的文化倾销与学生对传统美学的质疑，剧中人并没有生硬说教，而是通过创办“大学生电影节”、提出“第三极文化”理论来回应时代挑战。这一设置巧妙将枯燥学术名词转化为人物命运的抉择。观众看到的不再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而是一代代学人为了争取文化话语权所付出的心血与智慧。
歌剧是音乐的戏剧。作曲家李旭昊以“朴素的信仰”为创作理念，为整部歌剧奠定了真挚深沉且不失激昂的基调。在音乐语言的构建上，摒弃了概念化的宏大铺陈与炫技式的咏叹调堆砌，转而向人物内心深处开掘，追求一种“质朴中的崇高”，在交响性与民族性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同时将《我的祖国》这一经典旋律作为核心动机隐现于故事的推进，在抗美援朝战场的场景中，当那熟悉的旋律在冰天雪地中响起，不仅勾连起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将年轻荟琳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缝合”在一起。
同时，音乐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亦入木三分。对于主人公荟琳，音乐赋予了她兼具“严师”之威严与“慈母”之温情的双重色彩；对于其丈夫绍斌，音乐多用宽厚、深沉的旋律线条，勾勒出一位“如太行石般憨厚”的革命伴侣形象。特别是在表现两人情感的段落，音乐没有流于俗套的儿女情长，而是通过深情的二重唱，展现了“战友”与“爱人”双重身份下的灵魂共鸣——这种基于共同信仰的爱情，在音乐的烘托下显得尤为荡气回肠。
该剧成功塑造了一位新时代“大先生”形象，并以此回应了关于“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命题。剧中的荟琳，从朝鲜战场上的女战士，到北师大校园里的严师，再到致力于文明互鉴的学者，她的身份在变，但贯穿其一生的精神底色——“战士”，从未改变。这种“战士”精神，不仅体现为战场上的英勇无畏，更体现为在学术领域开疆拓土时的敢为人先，在教育岗位上立德树人时的坚守不渝。
剧作没有回避教育家的困顿与挣扎，也没有将其神圣化，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细节，如为学生排戏送饭、教学中夫妻间的战友式支撑、对年青一代的包容与引导，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这种“平视”的视角，反而让“大先生”的形象更加巍峨。她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以及“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正是教育家精神的生动写照。
在当下，我们探讨教育家精神，不仅需要理论阐释和案例积累，更需要艺术的呈现。这部歌剧以其独特的审美建构，让我们看到了教育家精神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昂扬的生命状态，一种自信的文化姿态。当舞台的大幕落下，“青春长与君”的旋律依然回荡，它提醒着我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教育家的青春与热血，始终与国家、与民族、与真理同在。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