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七)
党史专家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则认为“朱毛之争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意思是“无谓之争”。
那么革命史中的真实“之争”究竟争什么呢？
1929年初朱毛率军离开井冈山后，一路行军并不顺利。毛泽东感到在离开了根据地，国民党军队穷追不舍的情况下，红四军党组织再像机关那样，遇事层层讨论层层汇报，直至前委最后定夺，既贻误战机也没有必要。于是做出了“停止军委办公”的决定，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委。对此，朱德并无意见，陈毅亦表示支持。
此时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莫名其妙地要红四军分散行动，并令朱毛到上海“学习”。当时信息交通不便，中央也不甚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但此信却在红四军上下引起了混乱。对这个明显脱离实际的决定，毛泽东和所有前委委员都不赞成。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共中央，阐明了不能同意的理由。中央后来也不再提及此事，但却派了刘安恭到红四军任职。
“海归”刘安恭一到，就掀起了轩然大波。
刘安恭与朱德都是四川同乡，又同在德国留学，关系不错。党中央派他到红四军来工作，并没有明确他的职务，毛泽东出于红四军内部对刘安恭资历经历的尊重，征得朱德、陈毅的同意，决定恢复临时军委，安排刘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位在毛、朱之下，陈毅之上。
一个工作岗位的废与立，在当时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并不像今天那么正规，用今天的程序来套当时的历史显然对不上号。没想到刘安恭一到任，就召开红四军军委会议，撇开过去党中央关于军委统辖于前委的指示，要求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只管地方工作”，并提出要反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家长制”。
毛泽东看了这个决议后，非常生气，立即召开前委会议，取消了临时军委。这决定遭到刘安恭的激烈反对，他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斥毛泽东和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红四军的规章制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没有记载，一个字也对不上号，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要统统废除。”朱德是部分赞成刘的观点的，他提出，“党管一切为最高原则”，但应“通过无产阶级组织，起核心作用”，不是“党管理一切”。而毛泽东则坚持己见，非要取消临时军委不可。
1929年五六月间，红四军在雷湖和白沙举行了两次前委扩大会，就设立军委等问题进行辩论。双方依然争执不下，毛泽东见会议无结果，愤然表示要辞去前委书记职务。在白沙会议上，毛的观点得到36票赞成，朱、刘等5票反对。但毛在会议后，还是表示要辞职。陈毅在朱毛之间始终莫衷一是，他说：
“你们朱毛两人，一个晋国，一个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在吵架，我这个郑国在中间不好办。跟哪个走，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怕党分裂。我是希望你们两个团结。”
陈毅的调解没能起到作用。
1929年6月22日，为平息红四军党内军内发生的争论，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中的公民小学“兴学祠”的院内举行，主持者是陈毅。经全体出席者的表决，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撤，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七大”还有人提出口号“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表面上看多数拥护陈毅，反对毛泽东。实际上多数人是为党内的不团结担忧，也是对毛泽东“撂挑子”不满，并没有多少实质内容。那时党内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居多，包括毛泽东朱德在内，都有意气用事的成分。这从接下来毛泽东、朱德、陈毅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来。
首先，陈毅对不同意见采取“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予以严重警告，对朱德予以书面警告。其次这次会议决定仍要在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送走毛泽东的第二天，陈毅就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详情和“七大”情况写信报告了中央。信中说毛泽东是红四军的缔造者，称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自己只是“过渡内阁”，静候中央派大员来主持工作。
中共中央接到陈毅的信，复信要求红四军派一两名得力同志赴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7月29日，陈毅和朱德赶往蛟洋，会同在蛟洋养病期间参加闽西“一大”的毛泽东等，召开前委紧急会议，研究应敌方案。陈毅先找到毛泽东，征询毛泽东是否愿意去上海报告的意见，被毛泽东婉言谢绝。于是，前委决定由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临行前，陈毅又特地来到蛟洋毛泽东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回答：你那个和稀泥的做法，我不能同意。是非没分清，问题没解决，难以开展工作。
但毛泽东对陈毅去上海报告情况是赞成的，希望他将详细情况向中央报告。
8月19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召开。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出席。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解决红四军党内分歧。
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陈毅。陈毅安顿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写给中央的几个报告。他还研究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红四军的几个会议记录，尤其是中央8月21日指示信的底稿，对中央当时的状态有了较全面的理解。通过对毛泽东几个报告的认真研读，陈毅的思想产生了飞跃。陈毅后来曾说，这次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等于进了两个月的“训练班”。通过思考总结，陈毅确实感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见识远胜同辈。
由陈毅执笔起草的指示信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分析，对红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规定。指示信提出了必须在红军中“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强调必须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明确写下了“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的指示。
再说朱德。
据王震回忆：“1935年长征在甘孜，朱老总找我和萧克谈话(此前二六军团不了解张国焘的情况，对中央有误解)。他说，井冈山朱毛的争论，你(指萧克)是站在我这一边的，毛对，朱不对。如没有朱毛之争，就没有新旧之别，这个争论是很有意义的。”
以上就是“朱毛之争”的大体过程。
从总体上来说，朱德、陈毅等人，对毛泽东的主张，并无实质分歧。这是一群忠诚的共产党人，在建军的初期，在险恶的战争条件下，党对军队的领导究竟应该怎么做，不尽一致的地方可能有。比如军队是打仗为主，还是建设根据地为主?党内军内的民主以什么方式去实现?会师以后几支队伍领导人由于个人经历、水平和个性上的差异，对革命前景和斗争手段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反映到各自的队伍中，产生一点“山头”情绪也不奇怪。但他们都不是为私利，也不是为了当“家长”，更谈不上朱、毛已分成“两派”，因为流血牺牲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
应该说，“朱毛之争”在本质上是“立三路线”军队中的反映，是马列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思想碰撞。在怎么样建设人民军队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各个领导人都是有过贡献的，都为这支队伍成为一支新型军队，作过不懈地努力与探索。但相较而言，毛泽东的眼光更远大，更具有现代意识。
朱德陈毅彭德怀，包括刘安恭在内，都是从书本知识或军纪伦理层面来认识和处理军队建设问题的。而毛泽东，是从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来思考的，是把“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当做目标来进行实践的。尽管毛泽东的做法在当时同样存在着不成熟或者不稳妥，但他的思考和实践高度，不仅是在当时红四军领导人中，就是在各根据地中，也是“新”的。
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轻装简行从苏家坡到达汀州。两个人一见面，一个叫老朱，一个叫老毛，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毛泽东说：“朱老总啊!我那脾气发起来吼人，你大度如海啊。”
陈毅向毛泽东当面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
毛泽东说：“八大时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还得请你陈毅海涵。”
12月3日，红四军开赴新泉，进行“新泉整训”。这群热血青年，以赤子之心相碰，重新获得了纯粹，共同掀开了建军史上新的一页。
来源：郭松民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