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两百年大一统”：是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中华文明从王国文明进入到大一统国家的文明阶段，开启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新阶段。
探源研究就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相关的背景和原因，得出了以下认识：距今万年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多年进入（文明社会），四千三百年转型，四千年王朝建立，三千年王权巩固，两千两百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万年奠基”：在距今11000年前后，全球气候变暖，促使东亚和西亚的农业产生。距今一万年前，华北驯化了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稻。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了栽培稻和陶器、石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先民们开始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为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八千年起步”：距今8000-6000年为全球范围的气候大暖期。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现今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日的华南。因气候温暖湿润，稻作农业向北传播到了淮河下游地区，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遗址中出土的石铲和骨铲，表明刀耕火种已发展为耜耕农业。这个时期的农业促使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作绿松石器，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在一些墓葬出土的龟甲上，有与甲骨文相似的方块刻画符号。在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少数墓葬出土了制作精致的玉耳环和玉吊坠，表明人们已掌握了琢玉技术。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了长达八米的独木舟，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一定的近海航行能力。湖南高庙文化制作精美的白陶上有刻画的神像和神鸟，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
“六千年加速”：距今6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的节奏加速。黄河流域的粟黍栽培技术向长江流域传播，水稻耕作技术也向北传到了汉水流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各地的手工业也取得了显著进步，出现了质地坚实、表面光滑的精致陶器。山西夏县师村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出土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4件石刻蚕蛹，发掘者认为当时已发明了养蚕缫丝。人们的精神生活逐渐丰富，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一座仰韶文化早期墓葬中，墓主的东西两侧分别有大量蚌壳堆塑出的龙和虎，这与战国到汉代的四神思想的东青龙、西白虎的方位一致。彩陶艺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流行，琢玉、髹漆和建筑技术也取得了长足进步。
这一时期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四是社会分化加剧，开始出现权贵阶层。铸鼎原遗址群的西坡遗址，中部为广场，周围有制作考究、面积达5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址。在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距今5800年的墓地中，众多小型墓随葬三五件陶器，大型墓随葬多件玉石钺、玉装饰品以及数十件精美陶器。但这一阶段还处于文明起源加速阶段，尚未形成国家，也没进入文明。
“五千多年进入”：距今55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
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出现了犁耕和大规模的稻田。田埂和灌溉沟渠规整，稻作农业技术已相当成熟。良渚古城周边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古城核心莫角山南侧出土的20万公斤稻谷堆积等，表明发展农耕、掌握仓廪是良渚的国之大事。近年在浙江的余姚施岙、临平茅山遗址发现良渚时期的以树枝、竹条和废弃独木舟堆砌的宽大田埂，纵横交错；河道、灌水孔、排水槽，规划有致。施岙的稻田已确认有8万平方米。这些古稻田的初步修整，甚至可以早到距今7000年前后的河姆渡文化时期。远离良渚国家都邑的史前稻田和耕作系统，显示出良渚早期国家超乎想象的稻作农业规模、以及由此拥有的经济力量。这样的发现告诉我们，良渚早期国家建立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等全面发展的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各地都出现了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制品，如精美的玉器、陶器、漆器和绿松石装饰品。良渚文化的玉琮表面刻有精美兽面纹，一毫米的宽度内就有五到六条刻线。黄河下游地区可以生产器壁厚不到一毫米的“蛋壳陶”。这些制品工艺技术复杂，绝非一般工匠能够掌握，说明当时已出现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家族。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是社会分工的重要表现。
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另一项标志是礼器的出现和礼制的初步形成。玉器、漆器、精致陶酒器等都出自各地的顶级墓葬。在入选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有数座距今53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早期大墓，男性墓主大都随葬品丰富。有一座墓随葬一件象牙把手的长弓、两袋石镞、两柄玉钺，墓主脚下堆放400多件猪下颌骨。辽宁建平牛河梁和安徽含山凌家滩大墓中随葬玉人、玉龙、玉鸮、玉龟，凌家滩大墓的随葬品多达300余件。良渚文化大墓也都有玉琮、玉璧等上百件高等级随葬品。同样是在入选2021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的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大墓中有涂朱骨版、鹿角锄、鹿角叉形杖、鳄鱼骨板器、陶鼓、龟甲器等独具海岱地区特征的“礼器”。其中的杖形器是良渚文化象牙权杖的简化版。该墓地的4人合葬大墓也很特殊，墓内密集摆放陶器，包括300件精致陶酒器。上述发现表明各地权贵阶层掌握了贵重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形成了以某些高技术含量的珍贵物品作为礼器、同时以墓葬规模体现墓主人地位的等级制度——礼制。
距今5300年前后，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都出现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的中心城市和原始宗教圣地。长江下游超大型的都邑良渚古城，内城面积300万平方米，外城630万平方米（分别相当于4个和8个北京故宫的面积），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邑。为了防止山洪，在古城以北修建了长10余公里的高坝和低坝，这是同时期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调节系统。修建古城和巨型水坝，假设动员一万人也需要数十年，这反映出良渚王权组织开展大规模公共建设的能力。
在高等级早期城市出现的同时，阶级加速分化。面积数百乃至上千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建筑、随葬上百甚至数百件精致物品的权贵大墓，与一般社会成员的小型房子和小型墓葬相差悬殊，说明权贵阶层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2021年，在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发现了总面积达630平方米的屈家岭时期的大型建筑。因埋藏环境潮湿，建筑的木质基础保存完好，壮观的规模、凿痕斑驳的粗大木材，令身临现场者如见巍巍殿宇，无不为之震撼。
几乎所有地区的大墓都开始随葬精致的武器——玉石钺。良渚遗址的反山和瑶山的大墓随葬带木柄的玉钺，显然是象征军事权力的权杖。在岗上遗址新发现的墓葬中，最高等级的男性贵族普遍随葬一大一小两把玉钺。这些随葬玉石钺的墓主人应是具有军事指挥权的王者，权贵阶层因军权而不断增强权威，由氏族部落的首领变为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王者。
“四千三百年转型”：距今4300年前后，中华各地的文明进程出现转型，其重要特征是中原崛起。
距今4300-4100年，气候发生较大变化，气温异常，降雨不均，洪水频发，各地区文明的进程受到较大影响。
陶寺城址的年代约距今4300-4000年。城址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280万平方米。城内高等级建筑区内有面积80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建筑使用陶瓦，墙壁涂彩并有刻划装饰。陶寺出现了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宫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随葬品，包括鼍鼓、石磬、玉石钺、彩绘龙纹的大型陶盘。在陶寺遗址发现一处半圆形的坛状遗迹，天文学家认为是当时观测天象，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农时节气的观象台，与《尚书·尧典》中尧“观象授时”的记载相符。陶寺城址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铜铃和铜容器残片。在一件陶壶上发现两个字，当时可能已出现文字。陶寺城址的年代、位置、规模、等级都与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较为吻合。
石峁城是10年前发现的用石块砌筑的山城，距今4100-3900年，面积400万平方米。石峁城由外城、内城和皇城构成，有多种防御设施。城内核心处的皇城台，分几层砌筑，总高度达数十米，台顶有面积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建筑，台下有宽阔的广场、通向城内的门楼和道路。宫殿台基上有雕刻兽面及各种动物形象的石条和石柱，在皇城台还发现多件高50多厘米到1米的陶鹰，应与某种信仰和崇拜有关。石峁城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在城内还发现多处埋有青年女性头骨的祭祀坑，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陕北地区的阶级分化已相当严重，出现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王权国家。
“四千年王朝建立”：距今约4000年前，夏王朝建立。在以嵩山东南麓为中心的区域，出现了10余座大型城址。其中，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气势恢宏、大小相套的内外城，该地自战国以来一直被称为“阳城”。在同时期的禹州瓦店遗址，大型夯土台基上有人祭、殉牲等多种祭祀遗存。这些发现都昭示着中华文明进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新阶段。《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基本涵盖了华北、华中和华东地区，表明在夏王朝建立之初，黄河中游势力集团的眼界已经扩展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形成了范围广泛的天下观。经过了约200年的发展，到了夏代后期，夏王朝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原的引领地位逐步形成，影响范围空前广阔。这些可以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得到反映。
二里头遗址面积300多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3800-3500年，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都邑性遗址。在遗址中部有面积10万平方米的宫城，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择中立宫。宫城以南是王权控制的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作坊区，出土了最早的爵、斝、盉、鼎等青铜礼器。在一座墓葬中，出土一件长64厘米、用两千多片绿松石镶嵌的龙形装饰。
二里头遗址所在的伊洛河流域是文献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鼎盛期处在夏代后期至商王朝建立前夕。二里头遗址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二里头文化创造的以玉牙璋为代表的礼器和礼仪制度辐射到周边广大地区，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二里头文化的一整套青铜与玉礼器，被后来的商王朝全面继承。
在商王朝建立前夕，在二里头文化分布的嵩山地区，夏王朝是唯一的强大政治实体，不存在其他具有如此影响力的势力集团。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王朝后期的都城。夏王朝的存在不仅在先秦以降的文献中有丰富的记录，也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
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开创的礼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的文字体系，冶金术和礼制对更为广阔的区域产生影响。甲骨文的记载显示，商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有相对完善的行政机构，有以王畿为中心的直接控制区和间接控制的方国。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商系统的青铜礼器在广阔区域出土，表明商王朝在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发挥了更强的引领作用，促进了各地文化与社会的发展。
“三千年巩固”：西周初年，周王通过“封邦建国”，册封自己的至亲和功臣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实现了商王朝未能实现的，中原王朝对王幾之外广大地区的稳固统治。在继承夏商礼制的基础上，周王朝完善了礼制体系，形成了以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差别构成的器用礼制，以此明确等级。这种器用等级差异在西周时期被不断强化，逐渐扩展到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以至于穿着颜色、服装款式、佩戴玉器、驾乘马车、编钟乐器组合的种类与数量都有制度差别，甚至在丧葬活动中，木质棺椁的层数、墓葬的大小都发展成为相对完备、严密的制度和完整理念。西周是中华文明进程中十分关键的时期，以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为特征的文明形态，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共主的国家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夏商以来的中央集权制度，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王巍 ·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