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动物纹样之一。今年马年春晚的主标识与吉祥物，便以四骏为核心，将传统马纹与四马齐驱的奋进姿态相融，展现了传统马纹不息的生命力。中国各个朝代的人都善于把马的形象用于装饰中，表现它的矫健雄姿和勇往直前的精神。
马纹最古老的雏形源自北方游牧族群的岩面刻画，此时的纹样构成简单直接，多以简练粗犷的线条刻画出马的轮廓。商周时期，随着青铜铸造技术与礼乐制度的发展，马被镌刻进青铜礼器，并逐渐从平面走向半浮雕与立体装饰的结合。湖南出土的西周四马方座铜簋，器身肩部饰以四匹伏卧的小马，腹部兽面纹与长冠凤鸟纹相间，器座两侧更铸有相背而立的立马，马尾纹理清晰。其中，器座兽面纹体现了周文化的影响，器身卧马与器座立马纹的造型却在商周青铜器中较为独特，展现出地域风格与中原礼制体系的早期融合。此时的马纹以几何线条重塑身形，从原始的粗犷转向规整，马不再是自然动物，而是礼制体系中的身份标志。
内蒙古阴山史前马纹岩画
四马方座铜簋
秦汉时期的马纹，在大一统王朝和丝路交通的背景下，兼收并蓄，呈现出威仪与灵动并存的鲜明特征。秦代马纹的雄健，不仅体现在宏大的兵马俑阵，更渗透于日常器物之中。湖北云梦出土的彩绘马纹漆盂，内底正中为飞奔的骏马，马体扭曲为S形，马头弯曲向下，前蹄踩蹬，后蹄反卷与前蹄相背。这种马形象在北方草原地带相当常见，一般认为是战国晚期我国北方动物纹饰吸收阿尔泰艺术的风格特征。整体线条流畅且张力十足，体现了当时不同族群的往来融合与尚武进取的时代精神。汉代则是马纹艺术表现的一个高峰，其形象遍布各地出土文物。四川汉画像马纹灵动传神，常与人物相映成趣；河南洛阳的写实逼真；陕西绥德的则多呈飞奔之姿。整体线条简练刚劲，或融入车骑出行、骑兵征战的场景，或化作“天马”“马踏飞燕”等神化形象，被赋予升仙的美好寓意。
彩绘马纹漆盂
唐代马纹艺术在开放包容的盛世气象中达到新的高峰，其最显著的特征是造型的丰腴饱满与纹饰的跨文化融合。唐马纹有的饰以双翼，称为天马；有的马尾短扎，马鬃剪成垛状，称为三花马或五花马。更因异域文化的浸润，翼马纹成为代表性纹样。翼马纹源自希腊神话的珀加索斯形象，沿丝路东传后，与中原审美交融，在隋唐织锦上最为盛行，有萨珊波斯风格的翼马纹、饮水翼马纹、翼马联珠纹等。敦煌出土的唐代天马纹模印砖，则展现了另一类融合形态。墓砖上模印的天马为马身、鹿头、狮尾的理想化的马。颈部系有飘带，马身瘦长，长尾飘举，似在空中飞起。此纹样既承载了汉武帝求天马的渊源，又展现了文化融合的意义。
唐翼马纹鎏金银饰片
宋明清时期，马纹逐渐转向世俗化，其载体更加多样。宋代马纹多饰于铜镜、玉器之上，线条趋于清雅内敛，更适配文人的审美风尚。元以后，代表性马纹有海马纹，其全称为“白马海水纹”，前身为唐三彩器纹样，源自元代舆服制度中帝王仪仗旗帜的白马纹。《元史·舆服二》载其“赤质，青火焰脚，绘白马，两膊有火焰”，其形象有白马潜于水中、腾跃于碧波之上等。元代成为瓷器装饰的流行题材，清代还被纳入到九品武职官服纹样体系当中。同时，以《八骏图》为代表的吉祥纹样广为盛行，寓意“马到成功”、“龙马精神”。这一时期马纹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彻底融入日常生活，更多地承载人们对仕途顺遂、平安祥瑞的世俗祝愿。
五彩海马图盖罐
马纹从抽象到写实，从静态刻画到动态描摹，始终伴随着文化的交融与时代的演变。它从原始的动物形象，一步步吸纳南北地域的艺术风格，融合中外文明的审美特质，最终成为贯穿古今的文化图腾。那些不断被重塑的线条与形态，既镌刻着不同朝代的精神气质，更凝聚着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品格。今日，当我们贴上火红的骏马窗花，看着春晚舞台上跃动的“四骏”，马纹早已超越装饰，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情感纽带。它从远古奔来，在融合中新生，在传承中不息，正如这新春的时序，永远充满希望与活力。
（胡欣寸，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中国史专业2024级硕士研究生）
来源: 极目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