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悠悠众口煌煌史册自有判断。
朱元璋反腐，从力度上说，不但空前，而且绝后。对贪腐官员采取了族诛、枭首、刖足等暴力措施;更有意思的是鼓励老百姓进京上访;最牛的是，可以由老百姓将对老百姓不好的官员直接抓起来押送到京城，如果有地方官员胆敢阻拦老百姓进京上访，会被族诛。
根据“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王春瑜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反贪通史 贰 隋唐到明朝》：
【在反贪运动中，朱元璋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1]。他又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规定“自布政司至于府州县吏，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备陈有司不才，明指实迹，以凭议罪，更育贤民”[2]。在朱元璋的号召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曾把贪残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而奏，朱元璋当即赏陈寿六钞三十锭，三人衣各二件，还免除他三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地方官吏：胆敢对陈寿六打击报复者，一律族诛。[3]】
注释[1]：《大诰三编 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
注释[2]：《大诰 民陈有司贤否第三十六》
注释[3]：《大诰续编 如诰擒恶受赏第十》
族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族，全部处死。
这段话里，有四个信息：
1、鼓励百姓进京上访，即“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
2、鼓励老百姓打破条条框框，对贪官污吏进行革命，也就是对贪腐官僚进行造反，即“绑缚赴京治罪”;
4、如果任何人敢对进京上访的老百姓进行报复，一律杀全家，即“一律族诛”。
对于第2条信息，相当于鼓励老百姓对贪腐官僚进行革命，对贪腐官僚进行造反，颇有武斗的架势——不需要任何法律手续，即“虽无文引”，就可以将贪官污吏进行革命、造反——“绑缚赴京治罪”，这是要得罪很多官僚的，很容易被后世的文人以及官僚们用春秋笔法将其描写成对官员的“迫害”。正是因为后世的官僚及其豢养的卑劣文人们掌握了话语权，朱元璋被他们描绘成“暴君”。
当然，这个“大民主”终究还是服务于朱元璋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的，是有其阶级局限性的。此外，朱元璋不是全面发动群众，比如“许境内诸耆宿人等遍处乡村市井，连名赴京状奏”，这里的“耆宿”就是指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也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实际上，群众没有真正地发动起来。从根本上讲，这还是维护阶级利益、维护家天下的改良。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年代，甚至在现代社会，这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阶级局限性、历史局限性不能抹杀它的进步意义。要知道，即使在现代的社会，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几个国家和地区能做到这一点呢?
朱元璋对于胆敢阻碍老百姓进京上访——阻挡耆民赴京，也就是截访，主犯处死，从犯刖足，即剁去双脚。。
【阻当耆民赴京：枭令示众刖足枷令】
【耆民赴京面奏事务阻当者：枭令示众刖足枷令】
枭令示众，即斩首示众，就是斩首后，将头颅悬挂于高杆之上;
刖足，就是剁去双脚。
【“洪武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二名，手执《大诰》赴京，首告本县首领弓兵杨凤春等害民。经过淳化镇，其巡检何添观刁蹬留难，致使弓兵马德旺索要钞贯，声言差人送赴京来。如此沮坏，除将各人押赴本处，弓兵马德旺依前《大诰》行诛，枭令示众，巡检何添观刖足枷令①】
翻译过来：公元1386年4月28日(立夏)，因为本县弓兵首领杨凤春残害老百姓，嘉定县民郭玄二以及同伴，他们两人拿着《大诰》进京上访，经过淳化镇，有个巡检的官员何添观，刁难郭玄二及其同伴，不予放行，并指使淳化镇的弓兵首领马德旺向这二人索要钱财。最后，按照《大诰》的处罚，马德旺被斩首示众，何添观被剁去双脚。
【杜用，任曹县知县，为卖放积年民害等事，受钞一百五十贯及阻当耆民赴京奏事，处斩】
《大诰续编?鱼课扰民第三十三》规定：
从这里看出，朱元璋将进京上访的老百姓当做“良民”，而绝不允许官员将老百姓当做“刁民”。
【“所在有司官吏，若将刑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搞冤案——井冈山观心注);或“私下和买诸物，不还价钱”;或“赋役不均，差贫卖富”;或“举保人才，扰害于民”;或“勾补逃军力士，卖放正身，拿解同姓名者”;或“造作科敛”，把“起解轮班人匠卖放”;“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将“该吏拿赴京来”。“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当者，其家族诛”。】
朱元璋知道治理贪腐官僚不仅仅靠官员监督，还要让老百姓监督，虽然这样的处理没有上升到辩证唯物主义高度去，但这也是不自觉地运用辩证法：矛盾无处不在，不能掩盖矛盾、压制矛盾——即不允许进京上访;而是要积极地发现矛盾并发动群众进京上访解决矛盾。
《明大诰研究》：
【北平布政司永平府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设计害民，妄起夫丁，民有避难者，受财出脱之，每一丁要绢五匹”。对于汪铎的横行霸道行径，民赵罕辰等44人忍无可忍，将其绑缚赴京，吓得这位作恶多端的“父母官”不得不放下往日的威风，向百姓“乞怜哀免”。[8]】
注[8]：《大诰 三编》之《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
归根结底是怕不怕老百姓的问题，到底将老百姓看做是“良民”还是“刁民”?
在认识到朱元璋开人民监督贪腐官僚先河之后，我们还要认识到，朱元璋作为大地主阶级、官僚阶级的总代表，他的一切都是要维护他的阶级利益，为了维护他的家天下能够千秋万代，他所做的都是处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这一切都决定了他的依靠人民不可能是真正、彻底地依靠，只要有人民危害了他的统治——变成阶级矛盾时，朱元璋会毫不手软地镇压，根据《明大诰研究》：
【乌程县民余仁三等29人，系本县富民游茂玉佃户，因遇灾荒无法糊口借游茂玉粮米。后余仁三等和百姓100余人“至游茂玉家，将本人房屋门户俱各打碎”，搜出原借米文约还各户，又将游茂玉作豪民帮缚赴京。显然，这是一起为饥寒所迫的贫民反抗豪强地主的事件。可是，口口声声宣扬要以“民生为本”的明太祖，却将余仁三等三人“枭首示众，其余各人发化外充军，家下人口迁发化外”。按照当时的律令，这种所谓“犯罪”，也不过只惩罚本人而已，并不株连家属。朱元璋的这种做法，实属律外用刑，但他却以“奸顽终化不省”“故意乱政坏法，自取灭亡”加以辩解。】
“为饥寒所迫的贫民反抗豪强地主的事件”，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看，是革命性质的;但从大地主阶级看，这是造反，触动了朱元璋的阶级利益，会动摇他的统治基础，所以要坚决镇压。所谓的“民生为本”是有条件的——劳苦大众必须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这样的“民生为本”是骗人的。在他们的眼里，老百姓“造反无理，革命有罪”。
在舆论上，朱元璋对老百姓控制得极其严格，不允许老百姓“非议”朝廷，动辄以“诽谤罪”处罚。根据《明大诰研究》：
【福建沙县民罗辅等13人议论：“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便被宣布是犯了“诽谤罪”，“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
老百姓只是因为“非议”朝廷，就被“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
这就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凡是害怕群众的，一定是站在了群众对立面，一定是剥削阶级，一定是反动派——无论嘴上说得多么漂亮。这是铁律。
此外，我们还要认清，朱元璋严厉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虽然减轻了平民所受的欺压和负担，但本质上是通过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调和、掩盖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麻痹劳苦大众，根本目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家天下得以延续，确保千秋万代，也就是确保永远剥削劳动人民。这个根本目的决定了朱元璋依靠群众，不可能是真正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可能是真正地发动群众;所谓的“民生为本”也绝不可能民生为本，是且只能是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本，以维护家天下利益为根本。
这也说明了，私有制下——任何非公有制下——包括打着公有制旗号的苏修、越修，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无论口号喊得多么响亮、多么动听，无论处罚得多么严厉、多么严酷，它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只能是为了维护人吃人剥削制度而采取的改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惩治贪官污吏和豪强虽然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注定是麻痹劳动人民的——让老百姓不要造反，让老百姓永远安心甚至快乐地接受剥削与压迫。
还要看到，苏修、越修的反腐，相比朱元璋还是退步的，因为他们不敢像朱元璋那样依靠(虽然是假的)群众，更不敢鼓励老百姓进京上访——“许民赴京面奏”、“连名赴京状奏”，也绝对不敢让老百姓将贪官污吏和豪强“绑缚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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