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的小说，与“声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曾说：“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是要它成为能说的。”无论是早年受到戏曲的熏染，还是后来处理人物对话、安排叙述节奏，他都始终保留着很强的“听觉”特点，他在声音里构思、节奏中落笔。
“满腹锣鼓”练就的写作功夫
要理解赵树理怎么写小说，得先回到他的童年。
他父亲赵和清被村里人称“万宝全”，八音会里少不了他。赵树理从小被父亲领进这个世界，各样乐器都上过手，到后来，甚至可以一人在唱戏的同时演奏多种乐器。赵树理还会打鼓板。一个合格的鼓板手，掌控全剧缓急节奏，需把整出戏的唱白、台词烂熟于心，何处要快，何处要慢，哪里要紧，哪里松弛，得全凭肌肉记忆。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严文井1993年的一篇手稿，题为《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写的是两人20世纪50年代同住东总布胡同时的一些旧事。文中提到，赵树理写《灵泉洞》时，常常给自己定下每天五千字的任务。起床以后，他先在脑子里把人物、情节、语句想好，五千字按顺序安排妥当，再坐下来一口气写完。和许多作家手稿上常见的勾画、旁注和涂改相比，赵树理的稿纸显得整洁得多，可以想见，在很多内容落纸前，他在脑海中已经想得比较成熟了。这种写法，和他早年在八音会里练出来的功夫，恐怕不无关系。
严文井写于1993年的《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手稿，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对赵树理而言，声音亦是创作的归处，小说写完了，抄起三弦再来一回。写完《三里湾》那天晚上，赵树理弹奏了“上党梆子”的三个曲牌，飘逸、缠绵、激昂。
一亮嗓子，人就活了
从早年的戏曲经验，到后来小说里的对话和叙述节奏，声音始终是理解赵树理写作的一个重要线索。他的作品里，对话往往很多，人物一张嘴，读者大体就能知道是谁在说话。譬如他早年写过一篇对话体小说《打倒汉奸》，一家人围坐争吵，说的是该不该出门弄钱：
“谁能不上外边？难道要我一天看你几眼？”
“谁要你看？人家的男人都会弄钱，你偏不给人争脸，让人家一个‘下贱’，两个‘讨饭’，天天对着人揭短！”
“那算什么短？谁愿意讨饭？真讨了饭，又有什么下贱？如果外国人把咱这地方一占，我看谁也得讨饭！”
这段几乎没有叙述铺垫，也没有细致的心理描写，但声音勾勒出了人的形形色色，人物的身份、脾气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对话跃然纸上。
到了《小二黑结婚》，这套声口的功夫越发成熟。同是封建老脑筋，二诸葛张嘴离不开“不宜栽种”，凡事先翻皇历再开口，连阻拦儿子的婚事也要搬出阴阳八卦；三仙姑则全然另一副腔调，装神弄鬼的神婆偏要做年轻媳妇的派头，拿腔拿调，和二诸葛判若两人。
上党梆子里生旦净末丑一亮嗓子，身份就立住了，赵树理小说对人物的掌握亦有此意，李有才的快板腔、二诸葛的算卦嘴、三仙姑的神婆调、老恒元的官腔……每个人物各有声口，不必写“他说”“她道”，谁是谁，一听便知。
赵树理对声音的敏感可以说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感受方式。有一回严文井放花腔女高音的唱片，赵树理悄悄推门进来，听了一会儿，冒出一句：“猫尾巴又被门夹住了。”严文井没搭腔，他倒坐下来，面带微笑，陪着把那段“猫叫”听完。又有一个夜晚，他主动来找严文井谈上党梆子，说上党梆子里头也有和声，“演员的歌唱和伴奏的乐器不是一个声部平行进行的”，还举了实例当场示范。严文井后来感叹，这个“老师范生”学过乐理，具备相当的西方音乐知识。赵树理听得出来花腔女高音的门道，也讲得清楚自家梆子的讲究。真到写作里，他最熟悉、最信任的，还是生于乡土的地方声口。
我只想上“文摊”
赵树理中意梆子，并非只凭趣味。他早年回乡给农民念新文学作品，“无论他怎样吹嘘，农民就是听不进去”，倒是拿来《七侠五义》请他念。那次碰壁对他刺激很大，后来他说过一句话：“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
文坛与文摊，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文坛上的文章是给识字的人默读的，文摊上的小本子是给赶庙会的人听的。事实证明赵树理后面这条路走通了。《小二黑结婚》印了几万册仍供不应求，各地剧团纷纷拿各路地方戏将它搬上舞台。那些在地头上、炕头上、戏台下听故事的人，本来就是赵树理心里一直装着的读者。
走文摊的路，不等于退回旧小说。赵树理曾说，真正使他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主要得自五四以来世界进步文学那一面。翻开《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会发现那里面确实还留着说书、唱本、地方戏的一些气息，但“却说”“欲知后事如何”一类旧套数已经不见了，留下的是一种更轻快、更灵活的叙事声音。
后来赵树理主编一本通俗文艺杂志，刊名迟迟定不下来。他提议叫“说说唱唱”，同事们嫌土，可谁也拿不出更好的，拖了许久也无定论。赵树理火了，拍着桌子喊：“小说要能说，韵文要能唱，我们叫《说说唱唱》，正好体现我们的主张，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大家想不出话反驳，刊名就此落定。从上世纪30年代乡间碰壁，到50年代拍桌子定刊名，赵树理认的始终是同一个理。
严文井的回忆里有两个画面：一个是赵树理“送戏上门”。他推开严文井的房门，不等人让座就在书桌旁坐下，双手敲打桌沿代替锣鼓，口哼过门，高吼一段上党梆子。窗外是有轨电车的隆隆声，屋内却是太行山沟的高腔。另一个是深秋降温时，赵树理裹着一件从商场买来的女式皮大衣，“缩着头，只把那个长而勾曲的红鼻子从那个长长的翻皮领中伸出来，像个寒风中的老母鸡，可他还显得有些陶然自得。”
两个画面合在一处，就是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的样子——寒风里裹着不合身的旧皮大衣，敲着桌沿，陶然自得地守着他认定的声音。而赵树理留在纸面上的梆子腔，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声部。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公共服务部干部）
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