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德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明清时期，“稗官野史”（多指小说）空前繁荣，并自觉地承担起明道、教化的使命。一些小说家反复强调：“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隋炀帝艳史·凡例》）；“必足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千古之龟鉴，方得行于世而垂之无穷”（管窥子《今古奇观序》）。可以说，以稗明道，普化凡庶，已成为明清文人从事小说创作的共同追求与主要旨趣。如果溯源探流，以稗明道无疑是对传统“诗教”观、“可观”说与“文以明道”理论的自觉赓续与拓新，并对今天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以稗明道，远祧传统的“诗教”观与“可观”说。孔子《论语・阳货》即云，“诗”可以“兴观群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汉代《毛诗序》进一步强调“诗”能“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些对于《诗经》认知教化功能的申述，不仅奠定了传统“诗教”的根基，也成为后世文人“以稗明道”的先声。明末冯梦龙明确指出，儒家经史旨在“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但因其义理艰涩，难以普及，“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警世通言叙》），这便在道德教化层面将小说与经史紧密关联，赋予小说辅助教化的正当性。对于小说，子夏认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论语·子张》），桓谭也肯定小说之于“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新论》），更为小说确立了道德教化的合法地位。明末凌濛初声称其小说“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一派，要亦小道可观”（《拍案惊奇序》），正是对“可观”说的积极回应。
以稗明道，近承唐宋“文以明道”观念。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主张以文承载儒家正统之道，重建文学经世价值；宋代理学兴起后，文以明道的内涵从伦理拓展至哲理，强调“道为本，文为末”，上承诗教“美教化，移风俗”的内核，下启明清以稗明道的实践，二者精神实质相通。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叙》中宣称，其编纂话本小说，旨在“喻世”“警世”“醒世”，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这正是“文以明道”在市民文学领域的直接宣言。
当然，以稗明道，并非简单地继承既往的文教传统，而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做出了诸多创新性拓展。
首先，以稗明道突破受众局限，直接面向普罗大众。传统诗教与文道主要服务于士人阶层，如杜濬所言“经史之学，仅可悟儒流”（《连城璧序》），而明清小说家则以“导愚适俗”为己任，不仅喜欢化名“觉世稗官”“醒世居士”“维风老人”“名教中人”等，还有意将小说命名为《石点头》《鸳鸯针》《醉醒石》《清夜钟》《照世杯》《歧路灯》等，以此彰显“正人心，厚风俗”的创作旨趣。因为面向芸芸众生明道宣教，明清小说便常以市井平民为主角，“极慕人情世态之奇，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使“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这种将“道”下沉至社会底层的做法，正是中华文教传统在受众层面的一次创新与转化。
其次，以稗明道将“道”之内涵拓展至百姓日用之学。传统诗教文道多关乎经国大业、修身齐家，带有精英与政治色彩，而明清小说所明之“道”更多地聚焦于市井伦理、经商之道、处世智慧等。如《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通过婚姻变故与破镜重圆，演绎儒家的“仁恕”之道；《警世通言·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借布商拾金不昧传递“善有善报”的市井道德共识；《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阐明“刻薄不赚钱，忠厚不折本”的经商之道；《徐老仆义愤成家》则借老仆阿寄以十二两银子为本钱、通过差价套利与动态经营挣下万贯家财，彰显出精明的商业智慧。这些故事对儒家之“道”进行了生活化、世俗化的生动解读，使其成为指导百姓日常行为的准则，极大发扬了桓谭“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思想。显然，这种将“道”下移并具体化为市井伦理、处世智慧与生活常理的做法，更容易使庶民在日常化叙事与情感共鸣中悟“道”受教。
再次，以稗明道颇为重视“寓教于乐”。传统诗教与文道依托雅文学，以比兴、讽喻、议论传递义理，明清文人则“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吴山谐野道人《照世杯序》），通过塑造鲜活的人物、构建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劝善惩恶”的叙事模式，“阐持身涉世之大道，出以菽粟布帛之言”（杨懋生《歧路灯序》），以期收到感发善心、惩创逸志的效果。如凌濛初所言：“从来说书的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却从不曾讲着道学。”（《二刻拍案惊奇》）李渔就堪称此道高手，其《无声戏·丑郎君怕娇偏得艳》借婚姻奇事讽刺“以貌取人”的偏见，传递“德行重于容貌”的伦理；《十二楼·归正楼》则借骗子从恶到善的“现身说法”，生动地诠释了孟子名言：“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这种“以恶证善”的道德实践，贴合市井小民的认知逻辑，令他们在奇趣盎然的故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化，堪称“文以明道”的创新性表达。
最后，以稗明道还善于融会传统诗文，通过引“经”入稗、发表议论，延续诗教“诗言志”、文道“明是非”的教化传统。如《西游记》第31回孙悟空训斥百花羞公主时，直接引用《诗经·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并议论“孝者，百行之原”，李卓吾戏评“孙行者着实讲道学”。《水浒传》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出自《论语·颜渊》；第83回宿太尉招安梁山义军的诏敕，则化用《论语·颜渊》“舜有天下，举皋陶而四海咸服”之论；第90回吴用引用《论语·里仁》“富与贵，人之所欲；贫与贱，人之所恶”，突出宋江宁死不改忠心的品格。《三国演义》第86回秦宓应对张温“天有头乎”等刁难，一一引用经典名句，既挫败东吴外交挑衅，又强化蜀汉正统地位。如此引经据典，不仅有效阐发了儒家经典的教化意义，更提升了小说的文化品位与精神境界。
由此可见，明清文人以稗明道，不仅自觉秉承传统诗教、文道的精神内核，而且通过受众下移、载体创新、内容世俗化与雅俗会通，拓新传统教化的边界与效能，完成了以“稗”化人、润物无声的教化革命。其经验智慧对于当今提倡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不乏启示意义。当代小说家理应具备以稗明道的道德自觉，坚决抵制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等不良创作习气，坚守文艺培根铸魂的社会责任，以作品传递正向价值。同时，“以文化人”也可以借鉴明清小说善于在日常化叙事中让民众悟“道”受教的传统，放下身段，深入民间，讲好“小人物”的故事，将百姓日用之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水乳交融，以期收到以“稗”育人的效果。此外，“以文化人”还需“寓教于乐”，做到思想性、艺术性与娱乐性的有机统一。晚清吴趼人曾主张“借小说之趣味之感情，为德育之一助”（《月月小说序》）。今天自然需要创造更多具有艺术魅力的“可观之辞”，让人们在沉浸中不知不觉接受精神洗礼。至于明清文人引“经”入稗、雅俗互济的做法，同样值得借鉴。当诗教、文道自然融入人物血脉与情节肌理，当艺术性与可读性和谐共生，小说就能实现“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有效统一。
总之，明清文人以稗明道，是中国传统教化的成功下沉与活化，其核心启示在于，文艺创作需以明道化人为根本使命，让“道”贴近日常、融入生活，摒弃生硬说教，以寓教于乐、雅俗共赏的方式，将价值理念融入叙事肌理，最终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文化育人效果。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