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虞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博士后）
农耕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言而喻。早期中国的生产工具与农业文明及国家形成的内在关联是历史学、人类学界关注的问题。因谷物等农作物具有特殊的季节性等特征，先民在种植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种合理的时间秩序。
时间秩序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认识时间运动而总结的相对客观的物质规律。中华文明时间系统的形成过程是多元一体的，以时令、月令、节气为代表的时间系统构成了自三代以来中华文明的政治时间和社会民时秩序。研究中华文明时间秩序的形成、不同时间系统的不同参照坐标，有助于了解中国先民观察世界和理解万物规律的视角。
原始思维与先民农耕实践
不同的文明对时间秩序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先民制定的时间秩序体现了独特的思维方式。早期中国的农耕文明底色不断和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交流融会，逐渐形成华夏民族的文化特质。时间秩序既属于一种早期制度，更是农业文明思维活动发展的体现。
出土资料表明，中国先民的农耕思维起源较早，这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先民创造、使用生产工具的思维过程密切相关。原始思维应具有“两重性”，逻辑思维与原逻辑思维交织共存。原始思维首先能从先民农耕生产、生活器具的制作及使用等方面窥见。原始的逻辑思维是以具有因果推理的因果律及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骨器中的石刃骨刀尺，就体现了初民早期的测量思维。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二期出土骨体石刃器共十二件，由兽骨制成，在骨柄上刻有等距离的浅槽小圆点，圆点直径及间隔均匀一致，具备测量功能。大地湾四期还出土了一批陶异形器，后被命名为铲形抄、箕形抄，同时出土的还有条形盘、深腹罐，这些器物应是成套使用的量具，可进行测量换算。量器的出现说明当时已有较准确的尺度和成熟的度量衡制度，可能已有生产实践经验，并分化出不同阶层，需要用量器来合理分配食物，以此维系社会的公平。
量具刀尺等丈量空间的载体出现较早，以农耕文明思维标示时间的载体也几乎同时出现。出土陶纺轮上的刻画符号，存在一类十字形纹饰，是早期先民对时间的表达。这类纹饰在陶纺轮等圆形器物平面上相对常见，有象盖天之说，或可理解为对应天顶的天极标志，李零先生则认为这是式盘的前身。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出土陶瓿，其十字形纹饰与器型组合，共同构成了“三方三圆”宇宙模型的底层逻辑，是早期太阳信仰、天圆地方思想的抽象化表达。鹿台岗I号遗址则与观象授时、明辨分至有关，其建筑为外方内圆结构，内室有“十”字形通道，近似于空间“四正方向的二绳图像”。该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陶纺轮面部也饰有十字形浅刻花纹，呈东西、南北向垂直交叉。
宇宙的空间与时间具有一致性，先民基于农耕生产的宇宙观和时间秩序的建立都经历了漫长的摸索。形纹划分指示不单是四方向、四地名，也是四方风，代表季节的流转、时间的更替。随着先民对时间的要求越来越精准，以及天文历法学的发展，人们对时空的把握也越来越全面。早期的宇宙观，在原始思维两重性的作用下逐渐演生出更加精细、准确的时间认知系统。如对“四方”“四时”的测定，逐渐演化出“八方”“八节”，测定“十二中气”“十二节气”，最终形成精细的方位观和二十四节气这一独特的时间秩序。
时间秩序的测定符合先民的生产生活需求，且准确制定历法、建立时间秩序亦是早期社会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秩序的形成离不开“观天察地”的传统。通过观象授时，先民逐渐形成了对四方、四时的理解，构建了时间秩序的基础。对“四仲中星”的观测则标志着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时可以不必依靠直觉，已形成了原始的历法，这在《尚书·尧典》《山海经》等早期经典中有所体现。分至四时与殷代四方神祇有关，四方神名的本义亦表示二分、二至昼夜长度的均齐短长。时空同时是长期观测的结果和规律性的总结，但分至测量与四方、四时的结合过程仍可利用新出文献重新审视。
精确地测定四方、四时，意味着先民们对所处的时空已有成熟而全面的认识。星星也是先民早期的重要观测对象，天空所见的星宿被古代天象观测者划分为二十八星区，成为时空相应的典型坐标——二十八宿。陕西靖边渠树壕汉墓包括二十八宿在内的星空图和黄道图等新材料，将颠覆我们对二十八星宿体系形成的认知。除二十八宿外，北斗也是指示方向和划分四时的依据。考古工作表明先民对北天极的认识较早，但斗建四时的关系要结合对空间的认识考察。汉儒已对北斗的位置关系和象征意义进行了阐释，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又如《春秋纬》所记载的北斗分野也是一种对空间天地对应的表现。四时划分的奥秘与文献记载的联系，成为了解北斗相关的天学知识的切入点。
早期的农事往往通过观察物候以获得相应的消息，自然界中植物生长、动物习性都与特定的季节相关，由此各类种植、畜牧活动均可依据物候获得消息。“天气变于上，人物应于下”，以物候记录时间节点，是非常便利的，其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无需计数纪日。以重要的物候系事成为了一种古典的时间表达方式。这种传统起源很早，时至今日在某些地方的少数民族仍有着类似的表达方式。以物系事，一则强调物候的特殊性，二则说明重要的历史事件可通过对某一时间特殊物候的记录而得以强调。物候特征成为了表达特定时间的一种标识，先民发明了依据各种物候现象以确定年、季、月、日的方法。
新出资料对梳理早期时间系统的启示
看太阳、看月亮、看星星还是观测各类物候，都是先民们选择以不同的坐标系统观测天时。梳理不同的系统，是了解中国早期时间秩序萌芽、成形、发展的直接路径。以“年”为时间周期的秩序，体现出时间的连续性、结构的创新性，中国独特的阴阳合历即是典型。将“大一统”下的月令系统与“观象授时”形成的节气系统融合极为重要，这是中国时间智慧的充分体现，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上世纪以来大量新出文献的面世，为研究中国早期的时间秩序提供了合适的契机。加之考古报告的不断公布，学界对卜辞、金文材料的深入挖掘，科学地利用古天文学理论，对各类时间系统的建构过程和生成逻辑进行分析，有助于论证中华文明时间系统的成形。中华文明时间系统的成形集中于先秦、秦汉时期，凝结了古人从观天察地到观象授时过程中对天文、地理、物候、社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规律的总结。清华简、北大汉简、胡家草场汉简等新出简牍披露了大量与四时令、十二月令、节气令相关的内容，结合天文学、考古学和科技史的视角与战国秦汉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必能解释各类文献对天象、物候、人事的观察规律。
明辨分至四时，才有春夏秋冬，伴随着十二月的时间系统形成了相关的十二月神，十二月物候。在秦汉之际这类时间秩序与政令结合，形成了重要的“月令”系统。十二月令遵循将天、地、人放在同一宇宙框架中“依月行事”的原则，是对帝王治政的指导，也是时间智慧的体现。诸子总结过往经验，不断思考天人关系，糅合各类学说，整饬旧典，发展出多样的“月令”系统，并形成了完善的图式体系，将诸子之言上升到经学层面，并不断赋予其新的职责、作用和政治功能。这对战国秦汉的国家制度、行政运作、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者还是自我，似乎在诸子对“月令”的改造中得到了统一，在厘清思想世界秩序的同时，也协调了自我、学派与现实的真实关系。
在秦汉大一统的背景和“太初改历”的契机下，四时十二月令与二十四节气的配伍获得了极大的推广，并长期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二十四节气的正式定型宣告了四时五行令退出历史舞台，它不仅是大一统的杰出作品，还具备了怀柔民时的独特性，成为了典型的中国时间秩序，历久弥新。
研究中国早期的时间秩序，是对中国早期历史的另一种回溯，是掌握窥探中国历史、文化玄机的重要锁匙。中国先民对某一连续的时间段的规律性总结，体现着“顺天应时”的思想观念。这与自古以来先民积极主动地建立时间秩序的各种尝试相关，对宇宙、时空的观察思考，形成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学的框架基础，还有作为观察坐标的物候学、研究“天数”的数学以及“把人看作与天类似而和谐的小系统”的医学等。
农耕的智慧体现在文明发展的各方面，但对当下的现实生活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启发是什么？这是知识界需要共同探索和思考的命题。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我国学界近来提出“后农业社会”概念，强调了当下中国的社会核心是围绕着生态知识和创意组织起来的文化性生态经济，这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的一种凝练表述，也是对农耕文明的本质回归和形式再创新，而深厚的农耕文明底蕴使得中国将率先进入此发展模式。
后工业化时代讲求速度与效率，“时间是最稀缺的资源。它无法以买卖租赁借贷等各种方式获得。人类是时间的消费者，而大多数人却成了时间浪费者”。现代社会生活已将时间掐表到秒，看似对时间更加敏感，实则变得愈加迟钝，失去了对时间切实的感受能力。加之气候变化、节气周期性的“漂移”、城市生活的热岛效应等，人对气候环境的变化感知更加紊乱。当下认识后农业社会的本质，就是以新方式重构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途径。重新认识农耕文明思维制定的时间秩序与后工业文明联动，冀望形成更高层级的数智生态文明系统，亦将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
《光明日报》（2025年03月01日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