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2025年9月29日上午，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作为“名人大讲堂·遗产保护季”首讲嘉宾，在天府新区第四中学带来《带你走进三星堆》主题讲座，线上线下同步分享。整场讲座内容扎实、语言生动，兼顾考古学的严谨性与普及性，在专业讲述与通俗表达之间取得了良好平衡。
霍巍教授
“跨坑拼对”带来认知突破，八大祭祀坑排列如北斗
作为1986年、2019年两次三星堆大规模考古发掘的亲历者，霍巍教授从考古现场的真实经历出发，系统梳理了三星堆八个“祭祀坑”的发现过程与研究进展。他指出，一、二号坑出土文物数量庞大，器物具有明显的毁损、焚烧与分层埋藏特征，这是学界将其定性为“祭祀坑”的重要依据。
霍巍重点介绍了2019年以来新一轮考古工作带来的突破性认识。八个祭祀坑呈北斗七星状排列，经科学考证，属于同一时期埋藏。通过将1986年一、二号坑出土器物与2019年新发现的六个坑文物进行“跨坑拼对”，考古工作者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铜顶尊跪坐人像、青铜骑兽顶尊人像、龟背形网格器等珍贵文物，正是在这一方法下逐步揭晓其完整形态。
三星堆的具象艺术为世界文明对话提供杰出样本
霍巍教授
讲座中，霍巍详细介绍了三星堆多个代表性文物。通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像，为迄今全球最高，身着三层衣袍，外层轻薄如丝，推测为丝绸制品，该推测在近年考古中已获印证。通高3.96米的青铜神树被誉为“太阳神树”，与中国古代“十日神话”相呼应。
大立人衣冠上遍布眼形纹饰，体现古蜀先民对“眼睛”的崇拜，视其为“通联万物、汲取灵光的通道”。夸张的“纵目”造型，可能与古蜀“蚕丛及鱼凫”传说中的蚕丛形象有关，反映先民对开国君主的记忆积淀。
霍巍特别提到，在5号坑的考古中发现大量黄金、玉器与象牙，并科学证实三星堆人已制作和使用丝绸，“为我们留下了确凿的实物证据”。
霍教授说，三星堆是以具象艺术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审美观念和世界观，“树木、鸟、人，等都是非常具体的形象。这样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非常生动直观的具象艺术，了解到三星堆的特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星堆为全世界关于古代文明的对话交流提出了一个杰出样本。”
霍巍教授
针对青铜头像与面具均缺失躯干的现象，霍巍解释，考古学界推测其身躯可能由木质、竹编或泥塑等易腐材料制成，耳部孔洞正是为将其固定在身躯上使用，这也解释了为何埋藏时身首分离。
青铜大立人双手环握的姿势同样成谜。其双手孔洞不在一条直线，有学者推测可能持有象牙类上大下小的弯曲器物，但此说至今未解。正如三星堆诸多造像，有的手中有物，有的双手空空，为后人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霍巍透露，目前全国有40多个团队、十余个学科联合对三星堆展开多维度解读，未来仍有更多重要发现值得期待。
“三星堆不是外星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人对中原礼制是心中有数的，”在阐述三星堆与中原青铜文明关系时，霍巍强调，“出土的青铜尊、罍等礼器，与二里头文化器物形制相近；玉璋、玉琮等玉礼器系统也与中原一脉相承。”他认为，三星堆既有中原文化因素，又富有独特的地域创造，其青铜人像造型逼真、表情孔武有力，是中国青铜时代技艺的典范，更是古蜀文明辉煌成就的体现。
针对公众关注的三星堆文化属性问题，霍巍明确指出，三星堆既非“外星文明”，也非“域外来客”，而是古蜀先民的辉煌创造，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证。
霍巍教授
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走向何方？霍巍指出，继之而起的金沙文明承接了三星堆的文化脉络。“有理由推测，三星堆与金沙的最高统治阶层很可能是同一人群。”文化符号从三星堆转移至金沙继续沿用，说明三星堆的衰落并非由于外敌入侵，而是内部权力结构变化与政治中心向成都平原迁移的结果。“三星堆与金沙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申报世界遗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
生动讲述让考古走近公众 吸引中学生
面对现场台下聆听的中学生，霍巍的讲述生动有趣、极富感染力。他回忆2019年新出土文物引发的公众关注：“我与社科院考古所王巍研究员分别负责坑内、坑外现场讲解。画面一出，电话瞬间被打爆，都在问‘这是什么’。我们当时也未见过此类器物，网友便自发称之为‘三星堆的奇奇怪怪’。”
讲座中，霍教授还为同学们科普了“探方”“地层”等考古基本概念，“非常高兴能与中学生共同探讨三星堆。这次经历十分珍贵，希望能在同学们心中播下种子，涌现更多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与开拓者。”
（图据主办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