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它以其独特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品格、魅力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民族历史文化根基，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稳如泰山的坚实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以来，国内学界掀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热潮，推出了多篇精品力作，观点精彩纷呈，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分歧和争论，本文试就其中三个方面的问题谈些个人认识，以请教于同仁。
概念是人类对事物共同本质特征的抽象和概括。它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单元，构成所有学科知识和智慧的基础，更是理论创新的基石。人类通过现有概念的新释或创新概念的引入，可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甚至获得认识的革命性突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准确把握概念，特别是主概念至关重要。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一样，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的规定性，是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第二个结合”研究的前提。现在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创新概念的成果很多，但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存在于不同作品之间，而且反映在同一作品的前后文中，以至影响到论文的逻辑严谨性、思想的深透性。故此，笔者建议，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的五个“是”与“非”，以深化相关重要问题研究。
“第二个结合”中，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不是中国全部的古代文化，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即带有科学性、民主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文化。因为只有这样的文化，才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才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所帮助的珍贵遗产。在日常用语中，有时在该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方、场所，也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表述，这是从其整体的主导方面讲的，弘扬的实在内容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只是日用而不觉而已。在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化”概念，是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更大的概念。有学者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中国古籍记载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相传经历了远古文化之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尧、舜、禹等时代，《先秦史》云：“吾国开化之迹，可征者始于巢、燧、羲、农。”再到中国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直到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中更能集中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部分，它和“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紧相联系，但是内涵不等同，彼此不能混同使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经典沉深，载籍浩瀚，是一个巨大的知识宇宙。广义上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文史、社会制度（土地、赋税、货币、职官、铨选、教育、宗法、礼俗、军事、刑法等制度）和科技发明在内，以其灿烂辉煌宏伟瑰丽著称于世。如相传为轩辕氏黄帝所作的《黄帝内经》，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之一的《周髀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的《诗经》，老聃撰写的《道德经》，孔丘修身治国的《论语》，孙武著的《孙子兵法》。战国时期甘德、石申的《甘石星经》，屈原的《离骚》。两汉时期司马迁的《史记》，王充的《论衡》，重要农书《氾胜之书》，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三国魏晋时期刘徽著的《九章算术注》，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范缜的《神灭论》。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杜佑的《通典》，光耀千古的唐诗。宋朝远垂不朽的宋词（约两万首），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沈括的《梦溪笔谈》。元朝的戏曲（特别是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王祯的《王祯农书》。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清朝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就中国哲学而言，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它“萌芽于商周时期，约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往后延续发展二千余年，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思想，这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
在古代世界重要的科技发明中，约有一半出自中国。此外，中华民族创造的传统物质文明，如战国时期修建的都江堰、郑国渠，秦朝修建的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长城，隋朝修建的沟通南北水上交通的大运河等，均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千古绝唱。鉴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和重大影响，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也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是专指某一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也不是专指某一家学说、某一个思想大家的思想。它是一个融合性的概念，其内涵博大精深，包括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包括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包括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大家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也包括诸如《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在内的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可作为历史警示、后世借鉴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大笑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指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发展中孕育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科学技术成果和科学思维方法等要素的总称，并非特指中国古代文化完整不缺、毫无遗漏的思想文化体系，或其中某家学派、某位思想家完整不缺、毫无遗漏的思想文化体系。这种积极养分（要素）的总和构成，不是碎片似的机械拼凑，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入挖掘、系统清理、鉴别剥离、激活赋能、选择重构，形成的与中国古代文化整体相对剥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文化体系。这种由积极养分（优秀因子、要素）的总和构成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所以成体系而非零碎性的，是基于其深层结合机制，即：它所选择、凝聚、融通、新铸起来的构件，无论是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还是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内容，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基因的多维展开。这一思想文化体系贯通着中华民族的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世界之本；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乃至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这些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的珍贵遗产，又以其开放性与现时代相结合，被赋予新的涵义而得到新释。正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这些积极养分（优秀因子、要素）息息相关，联为一体，构成能够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提供重要启示的强大文化力量。
恩格斯指出，“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历史性的概念，其内容是历史的、同一定的历史相联系的。因此，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给予其一定历史地位，并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服务于“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伟大实践，而绝不是为好古而泥古，更不是颂古非今，赞扬封建的毒素，引导人们向后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的，“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因此，研究过程要与两种错误思潮划清界限。一是历史文化虚无主义。这种错误思潮草率地把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的文化而弃如敝屣，如若依了它们，中国许多珍贵文化遗产就会被抛弃。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显然，若抛弃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时代的文化珍品，就会割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无法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二是反动复古主义，如所谓“儒化当代中国”“儒化共产党”的思潮。这种错误思潮主张对传统文化全盘继承，甚至把腐朽当神奇，颂古非今，蔑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儒化当代中国论”“革命造成传统文化断裂论”，就是这种错误思潮的典型，必须予以彻底批判。
中国的古代文化，包括中国奴隶社会（夏—春秋）的文化，但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从总体上说，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还是易学、儒学、道学、佛学、经学、玄学、理学等古代文化的多种独到学派，都是反映中国两千余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中国大家族制度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血缘关系等级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其内含有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冲突的思想道德观点，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还有一些落后的不良习俗、风尚也是不可吸取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关注到这一方面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需的。但是不能搞形而上学简单化，更不能受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蛊惑，忽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灿烂辉煌这个主导方面，也不能以此为据，作出不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结论。
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从方法论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在不同时期由于革命任务的不同，对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有差别的。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而此时早被统治者教条化、意识形态化、工具化，其真正的精神和有活力的思想却被统治阶级禁锢和扭曲的孔子思想，已成为巩固和维持“三座大山”的工具和精神枷锁，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如不冲破它，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无从谈起。当时进步的文化人士掀起的“五四运动”，在批孔问题上，尽管存在片面性、简单化的错误，需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但是总的说来，是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是进步的，不容否定。现在一些持文化复古主义立场的人诋毁“五四运动”，是同人民革命的立场、情感背道而驰的。
关于如何看待“五四运动”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五四运动》（1939年5月）、《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文中，对“五四运动”作过多次评价，肯定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思想上、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这是正确对待“五四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应当坚定不移地遵循。
至于现在，历史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设新世界，对待中国的古代文化，无疑首先应当着眼于其灿烂辉煌和珍贵性的主要方面，着眼于充分利用。当然，也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但批判分析正是为了充分利用，两者对立统一，并不相悖。
其一，这是由无产阶级文化形成发展规律决定的。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也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厚重的民族文化根基的历史高度，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起来的。要认识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要弄明白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之所以必须遵循这条规律，是因为它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已有的思想材料”和“物质的经济的事实”根源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若没有“已有的思想材料”，仅有“物质的经济的事实”根源是不会产生的。人类历史上一切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材料”作为精神产品，都必然是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应当辩证承继。
其二，这是对古代劳动者集体劳动成果的尊重和弘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上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归根到底都是劳动人民集体劳动创造的。劳动人民集体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的研究工具，而且提供了精神创造最为基础的文化资源。如语言，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又如文学，如高尔基所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这些论断极为精透。事实是，各种文学作品，无论是抒情方面的，还是纪实方面的，或是说理方面的，其内容都源于远古人民的歌唱和集体创作。诗歌形式，无论是五言诗、七言诗，还是无规则的诗，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的变革，但带规律性的表现是，每次都是从民歌里吸取新的血液而成就的。中国的屈原、杜甫、白居易的诗歌价值极高，就在于他们善于吸收民间多种多样的形式，大量地采用劳动人民中间的优美、生动、富有表现力的语言，注重反映人民的心声。就古代制度的演变来看，如土地制度的演变（包括奴隶社会时的“井田”、汉代的“限田”、新莽的“王田”、晋代的“占田”、北魏的“均田”、明代的“皇庄”和清代的“圈地”等的变动），自然有创制者的政治经验和智慧，但从根本上说，也多是迫于劳动大众的反抗斗争、特别是农民革命运动的冲击，迫使统治阶级或停止原有制度，或由其中较为开明的阶层作出缓和阶级矛盾、有益于社会进步的选择。自然，“剥削阶级的任何改良，其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来维持和巩固剥削阶级的政权”，如此等等。所以充分利用中国古代文化，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就是对古代劳动者集体劳动成果的尊重和弘扬。
其三，对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糟粕与精华的鉴别，为充分利用准备了前提。充分利用中国古代文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建立在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确方针基础上的，即：“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借以“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是利用的前提和基础。何谓“糟粕”和“精华”？引文已明确定性。“糟粕”，首先是指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那些为维护封建社会的专制皇权和等级制度服务的基本理论。其次是指与现时代社会发展相冲突的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观点和伦理原则，还包括种种不良风尚、习俗、迷信。“糟粕”必须坚决剔除。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坚定不移。如毛泽东同志在读了范文澜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座大纲后，“十分高兴”，于1940年9月5日致信范文澜，称：“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这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指出：“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毒素和糟粕呢！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相信。”
“精华”，系指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科学性、民主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东西。这些内容经过分析、加工、改造、提升，能够与当代中国社会进步相适应、与现时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求相协调，是于今、于民有用、有利的传统思想和美德。如创于炎黄文化初期，后一直浸润、蕴含于易学、儒学、道学、佛学、经学、玄学、理学等思想文化形态之中，且内容日益丰富，形式日臻完美的开拓创新、以民为本、崇德弘道等思想观念，可谓真髓，或精华。
其四，鉴别糟粕和精华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清理古代文化，鉴别糟粕和精华，十分复杂。其原因之一，是在古代文化中，糟粕和精华无明显边界，且彼此交融，难于分割。如：孔子讲“天”。他把外在的天命落实到人的内在性之上，实现了对外在之天的敬畏与主体内在的道德律令的结合，从而为他的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找到了形而上依据。这一思想表达了“贯通天道与人道的重要思想，对后世儒者形成积极有为的担当意识和超越生死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这一思想又与神秘主义相交织。又如，孔子的中庸范畴，毛泽东同志曾称其为一大发现，一大功绩，认为它是既反对“左”（“过”）又反对右（“不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方法，其重要意义和作用在于肯定事物的稳定性，但孔子畏惧量变引起质变，持中庸之道，由之蜕变为糟粕，即“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还如“有教无类”与“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矛盾，“学而知之”与“生而知之”的矛盾。其原因之二，是变动不居，褒贬随评价主体利益需求变化而变化。最为典型的是对孔子及其理论的评价。如历代农民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朝换代，举事者造反时大凡都不尊孔而是批孔，一旦自己黄袍加身以后又尊孔、祭孔，给孔子以“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至高封号，甚至独尊儒术。因为他们当皇帝以后需要用儒家学说管理国家。诸如刘邦、赵匡胤、成吉思汗、朱元璋、努尔哈赤等概莫能外。
（三）两条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清理古代文化，鉴别糟粕与精华时，长期以来积累了两条重要经验。一条经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实践标准。关于立场，即列宁所说：“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团或者社会集团、势力和人物在维护某些提议、措施等等，那总是要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的。”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以是否对人民有利决定取舍。关于实践标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论的根本观点。实践是个具体的历史范畴。今天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伟大实践，就是实现“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一切有利于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传统文化都是我们所需要的。譬如，一直贯穿于易学、儒学、道学、佛学、经学、玄学、理学等之中，其具体内涵、外部形式随时代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的仁义道德、法德相济、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道德理念，对“协和天下”“天下为公”“天下一家”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等等，都是我们所需要的，都要细心辨识、着眼于吸取。再往深处说，有利于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归根到底，是要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总是特定的经济基础的必然产物，并受其制约。道路、制度具有根本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到党的十八大精神时强调：“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一切有利于完成“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传统文化，也就是一切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统文化，都要着眼于吸取。
另一条经验是，要坚持全面的历史的辩证分析。鉴别糟粕和精华的复杂性和困难，容不得半点形而上学的简单做派。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运用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在批判地审查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中，对中国奴隶制的文化、封建时代的文化作出了一系列精辟分析和科学结论，其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简略地列出几种科学区分。
一是要把奴隶制的东西、封建主义的文化与糟粕的文化加以区分。奴隶制的文化、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全是坏的。它有很多内容还是不错的。譬如中国教育史，几千年来的奴隶、封建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但是其中也有人民性的一面。如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还是不错的。今天仍然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加以利用。
四是要把奴隶制的文化、封建时代的文化与奴隶制、封建时代的思想家所概括的思想加以区分。对奴隶制、封建时代思想家的一些思想，也是可以而且需要分析的。他们所概括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固然主要是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道德要求，具有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但不全是奴隶制、封建主义的糟粕，有很多内容还是不错的。如孔子在中国春秋时期提倡父慈子孝，今天“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又譬如，“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即唯心论)，从认识的全体来说，是不正确的，“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
五是要把封建主义发生、发展时期和灭亡时期的东西加以区分。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它的某些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应当遵循的规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六是要把奴隶制下的、封建时代的思想家反映中华民族思想精华的内容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附加在思想家身上的历史附着物加以区分。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孔子身上。“自儒学在汉代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之后，孔子的地位被历朝历代统治阶级越捧越高……与此同时，他的思想往往被教条化、意识形态化，他的形象和思想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工具化，而其真正的精神、有活力的思想则往往被禁锢在历史的局限性之中。”鲁迅也说过：“孔夫子到死了以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
毛泽东同志运用历史辩证法对中国古代文化作出的鲜活分析，彻底地抛弃了那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形而上学思维方法，不再把中国古代文化视为僵硬而不可分、凝固而不演变的东西，为我们通过清理古代文化，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结合”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等的高度，并对如何结合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古人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这些重要论述坚持、发挥和推进了毛泽东同志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文化，要加以充分利用的光辉思想。对于纠正、克服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宣传中尚存的错误偏向（即不分糟粕和精华，混淆糟粕和精华，甚至把糟粕当精华大加宣扬）以强有力的批判武器。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对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之所以必须实现“两创”，是因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不实现“两创”，它就不能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不能服务于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有学者认为，对中国古代文化必须实现“两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不必实现“两创”。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偏颇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异常明确，无需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其本身就包含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两创”。“第二个结合”绝不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成形式无条件地整块地照搬照套过来，直接拼接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道理很简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是多少带有科学性、民主性、革命性和人民性的东西，但它并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非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嫁接只能出折中主义，不能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成形式只是宝贵资源，不进行加工、改造、提升不能直接搬用或嫁接。马克思主义必须从非马克思主义中吸取学术资源，否则马克思主义既不能产生，也难以发展。但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资源，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的要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分析、阶级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等方法，加以分析鉴别，作出区分，按照“古为今用”的方针，对有价值的“合理内核”，或“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消化吸收，实现“两创”，才能使之成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有学者用“牛肉”和“人体自身”作出形象比喻，说是要把牛肉消化后吸收其中的养分，转化为人体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取一块牛肉来嫁接到人体上，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还需注意的是，批判继承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种复杂的批判分析、加工改造工程，即“两创”过程，并非一个简单的“通”字就能把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的。人所共知，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英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大主要部分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主要部分中并没有哪一块的内容是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英空想社会主义原封不动照搬或嫁接过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付出艰辛劳动，进行了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我们要像他们那样来对待学术资源，扎实做好“两创”工作。
（二）实现“两创”迫切要求从学理上着力探求科学方法
在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方面，学界已取得了辉煌成果，总结了丰富内容。这包括从中国古代文化中精选出来大量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的思想观点、科学理念、家国情怀和政治主张等等。诸如学者经常援引的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还有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这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理念、主张、方案，都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实现了“两创”。还包括中国哲学史学科在通史、断代史、学派、专人专书、思潮专题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古代经典整理和辞书编纂等等。这些高水平高质量的成果，为人类提供了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和正确的精神指引。
思想文化史的发展同整个人类史发展一样，其内在规律性是通过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自觉活动实现并表现出来的。因此，为实现“两创”，需要不断地提升人们在这方面的自觉性，而要有效地实现“两创”，并尽可能使更多的群众参加进来，现在迫切需要在既有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高度，深化学理、哲理探讨，概括、确定对实现“两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科学方法，并从理论上作出详细说明，以给学习者、研究者一个明确的完整概念和科学指南，确保其研究成果得以学理化体系化。笔者以为，《中国哲学史》编写组编撰的《中国哲学史（第二版）》教材提出的研究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批判继承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比较分析和史料鉴别的方法，对于实现“两创”都是很重要的，必须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学会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是辩证逻辑的重要方法，也是马克思建立《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认为，建立理论体系需经过对立统一的两个过程，即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然后又回过头来，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两个过程，前一个是后一个的前提、基础和准备，其任务在于从研究对象复杂而混沌的整体中撇开、舍弃那些掩盖、模糊事物本质，干扰事物发展规律的无关紧要的材料，找出研究对象最本质、最重要、具有决定性的规定，形成科学概念、范畴，为后一个过程解决抽象的客观物质性和逻辑起点问题；后一个则是前一个的必然深化和逻辑扩展，其任务在于综合客观整体关系的各个侧面反映，造成概念和逻辑的系统，把“对象本质的整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前后两个过程，以实践为基础，辩证结合，互为补充，相互推进，构成了马克思科学抽象过程的总体。
其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来实现“两创”，前提是要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史。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逻辑总是存在于历史中又反映历史的，不了解历史就谈不上逻辑的抽象。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明确：“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要求坚持大历史观，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清理和挖掘，以确切地了解其全面发展的过程。包括中华思想文化史在内，都不能满足于只了解一星半点，或某些片段知识。应当说，这是一个极其宏伟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任何一个真概念都要在对立统一的矛盾中展开。黑格尔关于只有概念的内在矛盾性才能使思维过程具有内在行进力量的论断，列宁关于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在某个社会内部，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造成发展的内因的论断，揭明的都是逻辑的辩证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在思维的抽象中，只有概念的自相矛盾性才包含着创造性力量。明白了这一哲理，就可以通过深入研究，着力把握住概念、范畴内在的矛盾本性及其在时空绵延中展开、演变的必然性，转换其形式，重释其内容，从而除旧布新。概念、范畴的这种转化发展，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是很多的。有经济思想史研究学者提到，《资本论》中前无先说，全由马克思独创的概念很少，绝大多数是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范畴而来的。《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概念、范畴、规律和学术话语，是在三种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原封不动地沿袭和继承；二是基于从属型发展观视角，剔除其“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着重于翻新改造、推陈出新和在新的语境下的“嫁接”；三是基于创造型发展观视角，推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和新规律，但是这一部分屈指可数，所占比重非常之少。毛泽东同志也是“古籍新解”和“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诸如：“惩前毖后”“任人唯贤”“过犹不及”等都作出了新解。这类例子，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可举出很多。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是这方面的楷模。他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命题、新表述，如人民至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天人合一、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思想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传承5000多年，不仅从未中断，而且还与时俱进，不断发扬光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历代先贤在不同的程度上，并非完全自觉地运用了这种逻辑方法的创造。在现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抽象法的指导下，自觉地运用来推进“两创”。以儒家学说为例，它的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概念和相应命题，以及孔子治国的思想，“君子”“圣人”人格典范的思想，以“仁爱”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精神，“有教无类”开启平民教育的主张等等，作为中国几千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血缘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反映，是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因此都具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现时代我们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就必须把这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东西抽象掉，即撇开其具体形成发展的封建时代，撇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血缘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度，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政治立场、价值观念，等等，保留其概念、范畴、话语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生活共同规则、中华文化立场、中华文化基因、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以及理情相融、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意境深远等特色。这是从客观史实的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的一个阶段。因为它是原有概念、范畴内在矛盾展开的一个阶段，意在为下一个过程的抽象作起点准备，故不会固化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普世价值”，而必然上升至抽象思维的新阶段。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补入现实社会的具体内容，达到思维中的具体。在现时代的中国，就是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规定性，补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丰富实践内容，补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将这一波澜壮阔、生气蓬勃的伟大创造的现实具体在思维中再现出来，就完成了对儒家学说的“两创”。对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也是如此。这就是“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如旧瓶装新酒，推陈出新，原有的优秀传统文化概念、范畴、话语，转化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概括起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抽象方法，是有效实现“两创”的科学路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来实现“两创”是一项复杂的科学研究过程，其中包括多层抽象，既有由浅一层抽象逐步进入到深一层抽象，最终找出问题的核心的过程，又有由深一层抽象逐步上升到浅一层抽象，使研究对象越来越“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在经济科学中的运用，学者们已比较熟悉，成果甚多，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运用它，特别是与上述讲到的多种方法加以综合运用来实现和推进“两创”，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深入研究中解决，切不可简单化。
（作者梅荣政 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转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