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超华（山东大学文学院副研究员）
人性说是荀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荀子看来，人性中存在恶的因素或趋恶的倾向，是以必须通过礼义来引导和塑造，方能使之向善。荀子强调以礼义“矫饰人之情性”，涵养人性，成就道德之善。不过，这种礼义非人性所固有，而是源于圣人所制，具有“外在”特性。因此，荀子人性说中的礼乐之义也集中体现在现实导向与实践作用等方面。
制情养性
制情养性即以礼义制节人情，从而达到养人情性的目的，这是荀子人性说的底层逻辑。荀子认为人性出于天生自然，而自然之性呈现于外，则有好、恶、喜、怒、哀、乐等具体表征，它们又可谓之“情”。因此“性”与“情”有着一体两面的内在关联。不过，尽管性情皆出于天生自然，但顺情性行事却并不能成就人的道德之善，反而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阻碍作用，譬如追求食色、美味、声乐、富贵、权势等虽属人之常情、自然本性，但若不加节制，一味顺之任之就会产生争夺，犯分乱理，造成社会混乱，故荀子谓，“顺情性则不辞让矣”，“顺情性则弟兄争矣”，“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因此，荀子给出的答案是应以“礼义”来制节人情。
在荀子看来，圣人早已注意到了顺人情性产生的诸多问题，故而“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也就是说，以礼义来制约人的情性，引人向善，从而使社会朝着秩序化、和谐化的方向发展。当然，荀子又指出制节情性的目的并非在于灭之除之，反而是为了满足人情、存养人性，即所谓的“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人在客观世界的情性欲望皆源于自身本性，而且从更高层次上看它们还是受天所赐，是以又谓之“天情”。基于这一观念，满足人的情性欲望也可以说是顺应于天，符合自然之理的。不过，从客观条件上看，满足人情欲的外在之物却有限度，因此不能无限纵容去追求各自的情欲，必须依据一定原则加以控制，以“礼义”合理分之，使人们“各得其宜”。由此，荀子洞悉了圣人制礼义的目的，因而他关于人性的论说也得到升华，进入了道德哲学层面。他称“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即以礼义养情性的深层要义在于通过礼义作用于人的日常物质情欲，从而使之逐渐深入精神世界，进而引导人性不断向善，最终成就完美的道德人格。可见，荀子制情养性，既是要制节人本身的情性，不能使之超出限度；又是要适当满足人的情性，以符合人的天性需求；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人向善的情性，实现人格的升华，而落实三者的关键皆在于“礼义”之制。
师法礼义
师法礼义即遵循圣人之道，学习圣人所制礼义，这是荀子人性说中实现人性之善的重要途径。相较于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扩其善端便可成就道德，荀子则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在他看来人性中存在“恶”的因素，或者说是“恶”的本质根源，因此有待矫正其“恶”，改造人性，以使之成善成美。荀子曾举例道：“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可见，他认为就像枸木、钝金需要加工才能后直后利一样，人性也需要师法礼义，才能后正后治。换言之，师法之正、礼义之治也就成为矫正人性之恶的重要手段，是人成仁成圣的必经之路。不过，与孟子内求礼义于己身不同，荀子认为，“今人之性，固无礼义”，“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所以这势必是一个外求的过程，即以外在的礼义来矫正自身内在之性。
荀子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皆有性，但二者又存在区别，其关键便在于圣人能够自我“化性起伪”，生发礼义，故他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也就是说，圣人鉴于人具有群居的社会性，认为若不对恶性加以教化，引之向善，便会造成争乱，进而危及社会秩序，遂通过长期的自我教化与社会实践，以自身之心感悟到了礼义，然后再作用于普通百姓大众，使他们依礼义行事，从而达到“出于治”“合于道”“合于善”的目的。只是，在这种逻辑思维下又存在一个问题，既然普通人性恶且内无礼义，那为何要师法圣人，接受礼义教化呢？由此引出了“心知”这一概念。
在荀子看来，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因此可以感知圣人礼义教化对自身成长的价值。而这一认知过程的关键在于人有征知之心。荀子称，“心不可以不知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这里的“道”即礼义，而心便是征知之心，亦即智识之心。凭借此心，普通人可以理解圣人之礼义，并接受其教化引导，从而依礼义行事。凭借此心，普通人可以化恶为善，积善成德，进而“涂之人可以为禹”，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孟子主张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意味相似，只是其侧重点在于认知学习礼义的过程。由此，荀子提出师法礼义，便是要强调外在学习的意义，通过自身努力学习，长期积累实践，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成就道德之圣。
中和之道
中和之道，即荀子将自然人性与社会规范经由礼乐协同作用后，期待达到的一种动态平衡。中和之道是荀子人性说中理想的道德境界。荀子认为人在社会群体中生活，必然会因各自性情的差异产生矛盾冲突，如果处理不当，那么世界就会沦为失序状态。由此，他提出用礼乐来调和人性，以使各阶层和谐共生，从而达到“中和”的道德境界。
其一，礼之“中”。荀子称：“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圣人之道的一大关键在于具有“中”之属性的礼义，而礼义从根本上看又是基于人情而生的人道，可用来对人的性情进行中庸化调节。也就是说，行礼义可以使那些基于自然本性产生的相反情感，如文饰与粗恶、声乐与哭泣、恬愉与忧戚等达到和谐状态，从而实现内在性情的稳定。而这种稳定的性情，便有利于国家治政。荀子指出，圣人之治与人的性情有着紧密关联，他说“君者……善班治人者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基于礼之“中”的调和功能，将组织起来的人民依照各自的性情进行合理管理，最终实现“群居合一之道”。
其二，乐之“和”。荀子认为人若仅靠礼来规范，很容易会造成内心压抑且与群体疏离，因而需发挥“乐”的调和功能。在他看来，“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可见，“乐”是一种深入情感层面的调和。通过“乐”的作用，尤其是以“雅颂之声”蕴含的“道”来“感动人之善心”，并调和因礼法差异产生的内在紧张，可以使人在情感上获得安顿与共鸣，从而达到“血气和平”“美善相乐”的“和”的状态。不仅如此，荀子还指出乐之“和”的价值也可体现在国家治政方面。他认为圣人制乐，以之行于宗庙，可使君臣上下和敬；以之行于闺门，可使父子兄弟和亲；以之行于乡里，可使族中长少和顺。是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
当然，荀子认为要实现理想的“中和之道”，最重要的是要绾合以上二者以构成辩证统一的教化体系。概言之，唯有当礼的规范性（中）与乐的情感性（和）相辅相成，才能实现从外在行为到内在心理的全面教化。最终，这种“中和”状态才能升华为“美善相乐”的道德境界。由此，礼乐也就圆满地完成了其“化性起伪”改造人性的使命。
综上所述，荀子人性说的核心要义就是其中内蕴的礼乐之义。荀子希望说明人之善性并非先天而来，以凸显礼义的教化导向作用，并引出后天学习的意义。人们应当正确认识人性之恶，才能通过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教化恶性，引发善性，实现人格的升华。如此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成仁成圣，如此整个社会也能更加稳定，如此国家也能处于秩序化之中。这也是荀子人性说的现实意义所在，它提醒我们社会的和谐发展不能仅依赖于人性之善，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社会规范也至关重要。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