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蕾（宁波大学音乐学院教授）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这个静静的深夜里，记起了我的故乡。”1938年，作曲家夏之秋组织武汉合唱团赴南洋宣传抗日救亡，途经澳门，在街头听到卖艺老人凄婉的歌声，深受触动，遂写下《思乡曲》。那如泣如诉的旋律，伴着武汉合唱团的足迹，响彻新加坡、马来半岛，唱进无数侨胞的心房。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南京相继陷落，抗日救亡的中心由上海转到武汉。大批文化人士、音乐家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以文艺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作曲家江定仙、刘雪庵等联合音乐教师黄椒衍发起成立武汉合唱团，立志“将全中国最优秀的作曲家为抗战而写的合唱曲介绍给大众”。首任团长江定仙，后由夏之秋接任，成员最初有48人。
《南洋商报》报道武汉合唱团。资料图片
为增强合唱团的实力，合唱团决定公开招募新成员。众多有志青年的加入，为合唱团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如青年电影演员项堃、大学教授陈仁炳、青年歌唱家周小燕等。在合唱团成员看来，虽然唱歌不能直接驱除日寇，但歌声能激发人类的感情，“希望能将大家隐潜着的热力，用我们雄壮的歌声，将之诱发出来，使每个人都能奔上抗战的阵线中”。据《战歌》杂志报道：“‘武汉合唱团’为此间民众歌咏团体中技术水准最高者，过去曾参加‘中国全国歌咏协会’音乐大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周外宾招待会，其所唱四部合唱如《满江红》《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歌曲，均极受听众之欢迎，并不时在市府电台广播救亡歌曲，亦获观众致欢迎拥戴。”
1938年3月5日，应冼星海之邀，武汉合唱团在汉口三教街俄国俱乐部举行音乐演奏大会，为难民募捐。他们表演了《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旗正飘飘》《打回东北去》等抗战合唱曲，以及王人艺、张舍之的小提琴重奏，巫一舟的钢琴独奏，杜修庭、田鸣恩的男声独唱，周小燕的女声独唱等，当晚即募得善款1000余元。会后，几位外宾找到黄椒衍等，希望合唱团能够将此“中国的呼声”带到海外去，这一提议使大家备受鼓舞，遂萌发了赴南洋巡演筹赈的想法。
武汉合唱团的巡演计划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临行前，陈仁炳、夏之秋、黄椒衍专门拜访了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董必武。在董必武指导下，夏之秋与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并获得资助。
1938年9月30日，武汉合唱团一行28人，由陈仁炳、夏之秋率领，从汉口出发，开启了他们“慷慨悲歌”的万里之行。合唱团一路南下，先后到广州、香港公演，以合唱、短剧、讲演等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其歌声还被录制成唱片，流传至世界各地。
南洋巡演的经费主要由合唱团自筹，南洋著名侨领陈嘉庚得知后，立即施以援手。武汉合唱团这艘险些搁浅的“音乐之舟”，在南洋重新扬起了风帆，一场持续近两年的“音乐长征”就此拉开帷幕。
武汉合唱团海外工作纪念册 资料图片
1938年12月18日晚，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大世界游艺场举行了试演，演出抗战歌曲14首。12月22日，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最负盛名的“卡必都戏院”（Capitol Theatre）举行了首场公演。当《歌八百壮士》雄壮的旋律响起，当团员们含着热泪唱起夏之秋创作的《思乡曲》时，台下的数千名华侨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情感，数度哽咽失声。这种由音乐引发的情感共鸣，是任何言语都无法比拟的。它瞬间跨越了地理的阻隔，将海外侨胞的心与浴血奋战的祖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原定8场的演出，因场场爆满，最终加演至16场。从12月24日到次年3月，武汉合唱团先后在大世界、新世界、天福宫、首都戏院、维多利亚纪念堂等场馆演出67场。
每次演出，合唱团一般先唱抗日歌曲，闭幕后在幕布上展览南京大屠杀的照片，同时结合时事进行讲演。与此同时，幕后布置道具，然后表演话剧，最后为抗战募捐。他们通过生动多样的艺术形式，揭露日军暴行，展现中国军民抗战事迹，唤醒海外侨胞的赤子情怀和同祖国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939年3月7日，在由陈嘉庚任主席的星华筹赈会资助下，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出版了《民族呼声》歌集，收录其常备演唱曲目48首，这是我国抗战期间在海外出版的第一本抗战歌曲集。
合唱团抱持着“为增强救亡意识，为战区灾黎请命”的信念，走遍了南洋的大小城镇，在马来半岛燃起爱国救亡的烈焰。在新山（马来西亚城市），合唱团出演《逃难到星洲》，“剧情动人，绘声绘影，表演逼真……使观众闻之流泪”；在笨珍（马来西亚县名），全体合唱《歌八百壮士》，“澎湃处如万马奔腾，令满场观众攸悲攸喜，亦泣亦歌”；在芙蓉（马来西亚城市），话剧《九一八以来》上演时，“观众大受感动，一时复仇雪耻之情绪，溢于全场”；在巴生（马来西亚城市），演员以粤语表演《英雄儿女》，“剧情精警，场面激昂，博得掌声不绝”。
武汉合唱团团员合影 资料图片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