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江南文化的特点是具有诗情画意、田园风光。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对此作了如下描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确实给人无限的遐想的空间，白居易的诗中展示的主要即是一种诗意之境。在江南，诗意之境又与历史演化相关，而诗化的江南也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走向现代。这里可以从几个方面对此作一考察。
首先是个体意识和社会意识，进入现代过程当中总是离不开个体意识。有一位瑞士的历史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曾经说过，在中世纪“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而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成了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这一点在江南一带也得到体现。我们都知道，从明代的李贽到明清之际的黄宗羲，个体意识构成了江南文化很重要的特点。李贽是泰州学派的后学，尽管他出仕做官，行踪不定，但其学术立场主要属于泰州学派，而泰州学派即地处江南。黄宗羲也是属于江南的学人。李贽将个体提到非常高的一个位置，曾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即每个人都有独到的价值和作用，这是他的名言。与之相关的是个体权利观念，他说：“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自私自利一直受到传统文化的限制，在明代的时候则形成了不同的意识。黄宗羲也说：“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个体权利意识同时又与个性的自由相关的，个性是多样化的，李贽对此作了肯定：“莫不有情，莫不有性，而可以一律求之哉！”也就是说，个性是不拘一格的，不能用传统的一偏之见加以规定。黄宗羲更进一步从学术上加以考察，他认为：“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又说：“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这里内含的意思，是真理总是由多方面的规定所构成的统一体，而不同主体的自得之见，则分别构成了统一体的各个侧面。正由于一本总是展开为万殊，因而应当允许个体从不同的角度，对真理的加以探讨。黄宗羲正是由此注重一本万殊，强调个体的创造性见解。
但是，我们同时应注意，中国的江南文化并不仅仅肯定个体意识，而是同时比较注重群体观念。从中国传统来说，这一点本身较早得到了关注，它与西方近代推崇极端的个体主义不同。昆山的顾炎武曾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来梁启超进一步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时江南学者又将“天下”与“一姓”作了区分。黄宗羲说：“故我之出而仕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并指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同样，顾炎武也认为：“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将亡国与亡天下作区分，从中，可以看出注重天下苍生的意识。
理性观念的突出是江南学人的另一个特点。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比较早的形成了理性意识，先秦时期，孔子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后来荀子提出“神道设教”，这里的“如”“敬而远之”“设”概念有别于实际的所指，也不同于宗教的盲目迷狂，这正是理性观念的体现。中国人不像西方那样，宗教观念基础牢固，从先秦开始，先人就意识到理性的作用。当然，比较来说，传统的理性观念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所侧重的是价值意识和价值目的。在社会层面，肯定理想之境在三代、唐虞之世，并要求回归这种理想社会。在个体层面，突出个体人格、伦理观念，注重孝、忠等德性，由此形成伦理观念。可以看到，在传统思想中理性观念主要与价值和伦理观念相联系。与此有所不同，近代江南对理性的理解有所变化，开始关注认知的方面：理性的认知、工具内涵方面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这首先表现在计算观念的侧重，所谓“亲兄弟明算账”：相对于以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而言，这种计算的意识确实不同。随着商业的发展，计算意识也不断在江南滋长。通常说上海、江浙人比较精明，实际上与上述理性观念相关。梁漱溟曾说，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近代化趋向功利化，谁同谁都是要算账，这实际上是近代观念的体现。这种观念同时与发端于江南的实业相关，而不仅仅是观念上的衍化。我们知道，苏州是江南重镇，很早就兴起诸如丝绸业等实业。同样，浙江也是如此。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胡雪岩开了一个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在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成胶厂。广而言之，整个江南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新的现象。1878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始筹备。1901年，张謇在南通办纱厂、生油厂、面粉厂等，由此，江南的近代实业逐渐兴起，而近代计算观念实际上则与实业息息相关。与之相关的是科学认知方面的注重。在魏源开眼看世界之前，16世纪的江南，已开始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前六卷，浙江海宁人李善兰与英国人伟烈亚力合译后九卷。江南制造总局设翻译书馆有相当多的科学译著，在1868年-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其中包括不少科技著作，体现了对认知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关注，这些著作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很大的影响。与之相关的手工业、近代企业的运行，都需要计算，江南地区这些行业发展较早，可以说，得风气之先。
江南文化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世俗化，这是现代意识很重要的方面。世俗化首先相对于宗教背景而言，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形态，但对超验之天或天命的尊崇、对超验人格的追求，也有某种宗教意味。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成圣的追求等等，体现的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观念。政治近代以来的江南，天的观念逐渐淡化，从“我命在天”开始转向“造命由我”，前者表现为天的主宰，后者则是相信自我是决定命运的力量。从人格意义上来说，则表现为从追求单一的成圣成贤到人格多样化，后者近于现代所说的平民化人格。黄宗羲说：“从来豪杰之精神，不能无所寓。老、庄之道德、申、韩之刑名，左、迁之史，郑、服之经，韩、欧之文，李、杜之诗，下至师旷之音声，郭守敬之律历，王实甫、关汉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道家、法家、历史学家与经学家、文学家与诗人、音乐家、天文学家，等等，都是理想人格多方面的体现。这些都是世俗化重要的方面，而不是单一追求成圣。
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天人之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近代化的重要方面。天人关系由原始之合，到分化，再逐渐走向新的统一，经过了历史变迁的过程，江南同样体现了这一点。手工业发展近代最初在江南出现，19世纪江南制造局即出现于上海。天人相分有其特定后果：过分强调天人对峙，导致英国在19世纪时泰晤士河的黑臭，上海苏州河在20世纪也有类似现象，这都是注重“分”不关心重建“合”（统一）的表现。按其实质，在天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总是无法超越由合到分，最后再度重建合的过程：从原始的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等），到近代的分，再到现代重建合（统一），这是近代以来的所走过的历程。重建统一，意味着天人之间从单一的分（天人失衡）到人与自然方和谐。中国包括江南在21世纪环境明显改善，这可以看作是重建统一的结果。
从古今和中西方面看，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是江南。16世纪传教士入华，徐光启是上海徐家汇人，江南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较早的西方文化推崇者。江南在社会管理、生活方式上最接近西方，所谓“洋气”，便是就此而言。相对来说，北方、西方文化在一定层面上与之有所不同。这种区分体现为江南文化受西方文化的深沉影响，北方则相对疏远。以上区分，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文、野之别的延续，文与野，即体现了前文明与文明之分，这可以说是过去时代的古今之分。从形式上看，文化上的古今（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的关系）体现了时间性，中西则更多地关乎不同文化区域，与空间性相关。一个是时间，一个空则涉及时间。质言之，古今以时间性为指向，中西则体现了空间性。从内在的方面看，中西之别，可以还原为古今之分，在此意义上，冯友兰说：“所谓中西之分，大部分是古今之异。”时间上的古今变迁，较之空间上的中西之分，具有更实质的意义，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江南文化的近代意识。
以上观念，同时孕育了现代化的意识。关于现代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现代化的共性。一般来说，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同时也涉及市场化以及全球化、城市化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并体现于观念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现代化不仅仅是外力推动的过程，当年开眼看世界便是如此，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助力的结果。江南文化本身以同一模式、趋向、形态为前提，从一个方面来说表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趋向，不是外在强加的结果。
“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其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渊源于传统的“民本”思想，在江南文化，特别是明清之际的“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观念中，也已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原则在现代有了新的内涵。“民本”观念的本来涵义之一是以民为统治或治理的基础，“民主”是让民成为管理和参与的主体。流行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只有民本、没有民主，民主是西方的舶来品，两者似乎水火不相容。事实上，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若作仔细研究，便可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和民主远不是截然相分的。《尚书》已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里的“民”不仅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而是政治过程的实际要素：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注重民视、民听，后者属于广义的参与的活动。孟子提出“以民为本”“民为贵”“君为轻”等观念，其中同时也包含民主的思想。以尧禅让君位给舜而言，孟子认为，形式上似乎是“天授之”，但背后的实在则是“民受之”“民从之”，也就是说，只有“民”接受了，以上过程才有正当性。前面提到的“亡国”“亡天下”、“天下”“一姓”的区分，也是对民众政治方面的注重，即根据民意判定政治正当性。以形式和实质结合为视域，“民主”观念和“民本”思想应当相互结合。在西方一些政治集团的操控之下，“民主”已变成了一种形式化、工具化的东西，唯有与民众的真实利益一致，民主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意义，以民为主与以民为本的结合，便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人民当家作主，与人民利益的实际落实，是民主和民本相统一的真实内容，这也是从实质意义上肯定了为天下的观念。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既意味着使民众成为权力的主体（以民为主），也要求一切以人民为中心（以民为本）。现代化的基本趋向是体现现代文明的要求，这也是江南文化的趋向之一。文明首先与非文明或自然相对，考察文明的过程可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从纵向说，人类文明发展表现为从前文明或前自然的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转化过程，这是与生产方式变化相关的一个过程。人类社会取得文明形态，基于广义的工具改进、能源变迁、材料革新等等。历史地看，人类已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这方面，西方确实是领先一步，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在技术上等方面比其他民族具有先行优势，如果仅仅注重于纵向的发展，就会导向西方中心主义。
事实上，除了纵向之外，文明演化还有一个横向问题，后者表现为文明的多样化。在考察文明变迁时，除了关注以上纵向衍化之外，还要注意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江南文化同样注重个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明发展并非以千篇一律的方式展开，从语言表述、道德观念、价值追求、行为方式、生活习俗、政治体制、社会治理，等等，文明都具有多重样态。可以说，文明的发展既有纵向意义上从前文明状态向文明状态的发展，也有多样化的展开过程，这两者都不可忽视，这也是考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江南文化在这方面也有重要体现。
本文为作者于2025年11月29日在第四届“江南文脉论坛”上的大会发言。
来源：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
来源: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