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出自《尚书》。“《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春秋时期晋国为达到与楚国争霸天下的政治目的，晋悼公听取大夫魏绛联合其他诸侯国对抗楚国的建议，八年九次召集各诸侯会盟，一时间称霸诸侯。郑国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晋国联合其他诸侯国讨伐郑国，郑国归顺且送给晋国大批礼物。悼公将礼物分赠给魏绛，魏绛引用《尚书》的话规劝悼公，提醒悼公要想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注意做好防备，做到有备无患。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精神特质。它产生于殷周之际，发展于春秋战国，秦汉以来不断丰富并应用于政治实践。《周易·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羑里而作《周易》，说明处在殷衰周兴之际的周文王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时代”，儒、道、墨等学派的思想家对时政都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如孔子的“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老子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墨子的“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等等。秦汉以来，针对国家兴衰、社会治乱、民心向背等重要政治问题，西汉董仲舒将“思患而豫防”作为治国爱民的首要条件，陈寿强调“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唐代魏征认为“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北宋欧阳修主张“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清代魏源指出“治久习安，安生乐，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忧生治”，等等。这种源远流长的忧患意识，不断发展积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基因，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淬炼出的生存智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思想法宝。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曾遇到无数的困难与挑战，许多思想家、政治家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忧患和担当意识。他们自强不息、锐意进取，开创出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如唐太宗常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忧患意识，不断革除弊政，开创了“贞观之治”。又如，范仲淹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表现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意识，发起了“庆历新政”。中华民族正是凭借浓厚的忧患意识，才一次次应对了艰难险阻、渡过了激流险滩，历经沧桑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责任，更是担当。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面对人民、国家、民族所遭遇的困境和危难，总是表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如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呐喊，教育弟子“当仁不让于师”，追求“杀身以成仁”的人生境界。再如，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认为天下士人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做到“舍生取义”。“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人生境界与价值追求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塑造了像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历史人物的强烈责任感与勇于担当的精神。
“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理性自觉，更是超前防备。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中庸》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里“豫”即预测、预备、预防之意，是对事情发展的预判与理性自觉，更是对危机或风险的预防与超前防备。古人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有智慧的人无论处在顺境或逆境中，始终保持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做到备豫不虞。如欧阳修通过五代十国时期后唐盛衰的转变论述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治国道理，提醒为政者要有安危存亡的理性自觉，不要骄傲自满。又如，清代诗人黄景仁早在乾隆三十八年，就用“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诗句描写了“康乾盛世”下的潜在危机。遗憾的是大清帝国没有觉醒，结果陷入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祸患和灾难。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孔祥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