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2026年初，一项安阳殷墟王陵区考古取得的新进展在2025年度河南考古工作成果交流会上公布后，引发极大关注。三千年前的大邑商，也许已经有了囊括当时中原大地上各类珍禽异兽的“野生动物园”。
2024年底的安阳，洹河北岸殷墟王陵区，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一座刚刚清理至底部的祭祀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动物考古学者李志鹏蹲在坑边，俯身凑近一具半露的骨骼——头骨、脊椎、四肢的轮廓在泥土中清晰可辨。“看着像狗。”在发掘时，并不研究动物的学者们曾根据经验有个初步推断，李志鹏没吭声，目光落在某处关键的部位上。几秒钟后，他抬起头，语气里压着一点兴奋：“不是狗，是狼。”
这个不大的祭祀坑内，还有两具猫科动物骨骼，头骨宽阔，犬齿粗长，李志鹏很快辨认出来：“这是虎，另一具是豹。”“老虎、狐狸、狼——研究动物的专家把这些动物种属认出来后，我们都很震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回忆起那个下午，科技中心的专业人员蹲在坑边，手指沿着骨骼的轮廓比画，嘴里报出一个又一个名字。在场的其他人面面相觑：商代的祭祀坑里，怎么出现这么多野生动物？
更让人挪不开眼睛的，是两副圣水牛的完整骨架。它们安静地躺在坑底，角已缺失，但肢骨完好，这是迄今所知商代现存的唯二完整圣水牛个体——甲骨文中提到的“兕”(sì)，一个在汉代就已灭绝的物种，此前它的形象仅出现在青铜器上——1935年出土的“牛方鼎”和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亚长牛尊”。此刻，它们以近乎完整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三千年后的阳光下。在牛世山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比青铜器还重要的文物标本。
这批中小型祭祀坑内集中出土的“野生动物”，除了圣水牛、狼、虎、豹，还有鹿、獐、狍、鬣羚、野猪、豪猪等等，甚至包含天鹅属、鹤属、雁属等鸟类，部分个体的颈部有铜铃遗存，这是驯养的标识。经考证，此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饲养野生动物群。
“这些动物好像跟以前发现的不太一样”
殷墟王陵区位于河南安阳洹河北岸，与洹河南岸的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隔河相望，是商代最高等级的祭祀与埋葬场所。1978年，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现过一些动物祭祀坑，坑中多是马，零星夹杂着象、猴子等野生动物——数量寥寥，却足以让人窥见三千年前这片区域的特殊功用，但那时的发掘手段有限，许多疑问只能悬置。
40多年后，当2021年大范围考古调查勘探重新推进到这片区域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在殷墟商王陵及周边区域新勘探发现两个围沟，其中一道沟紧邻1978年发掘的祭祀坑，在平面上几乎与后者相切。一个关键问题随之浮现：围沟与祭祀坑，究竟谁早谁晚？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功能上的关联？要确定围沟的年代，必须找到能够卡住年代的地层关系，而祭祀坑与围沟的交界处，恰恰是解开这个谜题的钥匙。于是，探方布在了那个交界点上。一方面解决围沟年代，同时，也利用今天的手段，回答当年无法回答的问题。
今天的考古学早已不是单纯发掘和断代。古DNA分析可以追溯动物的种属来源，同位素研究能够揭示它们的生长环境和迁徙轨迹，有机残留物分析甚至可能还原祭祀仪式上的用牲方式。一个祭祀坑，在40多年前只是一批动物的埋骨地；在今天，它是一个可以提取基因、食谱、气候、王室生活、宗教信仰等信息的多维数据包。
于是，发掘开始了。这些祭祀坑大多呈东西向成排分布，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类，大型坑口部近方形、深度较深，中小型坑口部为长方形、相对较浅，两类遗存共同映射出商代晚期复杂的祭祀体系。“我们新发掘清理了34个坑，又重新揭开1978年清理的25座坑。到了2024年年底，随着工作接近后期，开始进行界定，我们发现出土的这批动物好像跟以前发现的不太一样。”牛世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这些骨骼中，有一批特殊的器物格外引人注意。新清理的13座祭祀坑内，29件铜铃与动物骨骼相伴。它们的位置惊人地一致——几乎每一枚铜铃都出现在动物的颈部或头部附近。K46的圣水牛与豪猪组合坑、K47的鹿坑、K48的圣水牛坑等祭祀坑，各出土1枚铜铃；马坑K80出土2枚；K99的狼与大型猫科动物(豹、虎类)组合坑、K79的牛坑，各出土3枚；人与大型肉食动物(可能是虎、豹或熊)组合坑K78，则出土了4枚。
被考古队员称作“鸟坑”的K93，坑内散落着天鹅、鹤、雁、隼、雕等5个种属的鸟类骨骼，可惜因保存较差，骨架已然散乱，无法分辨究竟有多少只个体，坑里的10只铜铃也无法判定具体系结位置。
正是这些精致的铜铃，让学者们意识到，祭祀坑里埋藏的并非临时狩猎所得的野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判断：“殷墟墓葬出土狗的概率很高，狗的脖子上经常挂着铜铃。我们挖得多了，就知道狗肯定跟人关系密切。狗被驯化了上万年，人随时带着它，给它挂上装饰，和今天一样。”同样的逻辑，适用于这些野生动物。更耐人寻味的是，铜铃基本为定制款，适配动物的大小——大动物配大铃，小动物配小铃，更证实铜铃绝非临时起意所能为之，而是日常饲养中才会出现的细节。
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证据：这些野生动物，几乎全是未成年个体。“没有一个是成年的。”牛世山说。这让人忍不住想象，商代贵族从幼年开始饲养这些动物，在它们尚未长出锋利爪牙的年纪，或许曾脖挂铜铃在商王的园囿中嬉戏，直到某一天，被带进祭祀坑，成为沟通人神的牺牲。
“保持一个别扭的姿势，
像攀岩一样”
考古有了新发现总是令人兴奋，但考古队的日子大多时候是枯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潇檬记住的都是那些“折磨人”的时刻，比如，确认一个坑的开口。祭祀坑的填土和周围的生土颜色太接近了，界限模糊得让人头疼。唯一的办法是洒水——“疯狂地洒水”，让水彻底渗下去，土完全湿润了，再用刮刀刮面，湿润后的填土会呈现出微微偏红的色调，祭祀坑的形状才能慢慢浮出来。
有一个坑，光是刮面就刮了三天。第一遍，李潇檬带着技师和有经验的民工师傅上阵，刮出一个轮廓。第二遍，实习的学生再去刮，发现范围变了。第三遍，牛世山和李潇檬刮，范围又不一样。“可能是第二遍刮的时候洒水不够，刮的时候土已经干了。考古常有这种事，没有谁对谁错，只是需要反复验证。”李潇檬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后，大家决定让坑“泡”一天，不停地洒水，等水彻底渗下去，第二天再刮。这一次，轮廓又变了回来，和第一遍刮出来的一模一样。前后“折腾”了三遍，范围不过往外扩了五厘米。
K73的清理，则是另一种折磨。这座祭祀坑口长近4米，深2.57米，是王陵区最大的几座坑之一。1978年，这座坑曾清理到近1.25米深，当时的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碎骨，推测祭祀坑可能被盗，就停止了发掘，当时的简报标注“疑似马骨1具”。2021年重新发掘后，考古队发现坑底部并非未经扰动的生土，于是继续向下挖，在坑底发现了人骨和象骨，象骨颈下有铜铃，最终确认为3人1象的组合。
李潇檬记得，清理到近底部时，填土中隐约露出黑色的碳化痕迹——像是席子。他们不敢大意，换上了竹签，一点一点地剔开周围的土。随着揭露面积扩大，席痕几乎遍布整个坑底。但清理席痕是个极费功夫的活：竹签必须精准地避开周围的骨骼，有时候象骨、人骨就在旁边，稍微偏一点就可能破坏遗存。更麻烦的是，清理过的地方不能再踩踏，整个坑底只能顺着一个方向推进，能同时作业的人非常有限。
考古队员和技师轮流下坑，李潇檬特别佩服队里一位技师，蹲在坑里一清就是两三个小时。李潇檬自己下去，最多撑20多分钟，否则腰受不了。蹲着累了就跪着，跪着不行再半蹲着，有时候踩住坑壁上两个勉强能落脚的凸起，身体半悬空，保持一个别扭的姿势，像攀岩一样，慢慢地剔土。清完上来，腰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大家轮番上阵。”李潇檬说。考古队的学者清一会儿，技师、民工接上，学生再换下来——像是一场接力，只为了把三千年前那层薄薄的席纹，从土里请出来。席子底下，埋着象，埋着人，埋着一个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抵达的商代。而考古人能做的，就是用竹签、用水、用三天寻找一个开口的耐心，一点一点靠近它。
K73中的这头幼象和其他祭祀坑中出土的圣水牛、虎、豹、鬣羚等热带、亚热带物种，构成了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它们不仅是商王园囿中圈养的珍禽异兽，更为今人窥见三千年前的气候环境打开了一扇窗。
关于商代的气候，学界早有诸多讨论。传世文献中不乏极端天气的记载——夏末商初，商汤灭夏后曾遭遇连年大旱，甚至有“桑林祷雨”的传说；商代末期，文丁之时，“洹水一日三绝”，洹河在当时竟多次断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在殷墟多年的考古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我们调查商代水井，挖到十一二米深才见水。而到了1976年，这里已经是初级工业社会，地下水位不过6米。”这些线索指向一个结论：商代晚期，安阳地区可能处于相对干旱的时期。
气象学家竺可桢关于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宏观参照——商代整体气温比今天高约1.5至2摄氏度。但那是一种“干热”，而非湿润温热。
真正让气候图景变得具体的，是那些沉睡在祭祀坑中的动物骨骼。圣水牛、象、犀牛等今天只能在中国南方乃至东南亚见到的热带、亚热带物种，三千年前曾在安阳安然生活。牛世山根据已知的考古证据特别指出了大象的迁徙轨迹：新石器时代，亚洲象的分布北界可达北京一带；汉代时已退至淮河流域；南宋时限于长江以南；到了明代，只剩下湛江半岛；今天，野生亚洲象基本退出了中国国境，仅存于西双版纳的狭小区域。
“这些野生动物能在安阳活着，就说明当时的环境能让它们活。”牛世山说。商代人或许有能力从远方获取珍奇异兽，但要让它们在安阳长期生存、繁衍，甚至被饲养在园囿中直至成为祭祀的牺牲，必须有适宜的气候条件做支撑。不可能像今天为热带动物建造温室、为寒带动物制造冷房那样，去为每一头老虎、每一头圣水牛创造人工环境。
那些脖子上系着铜铃的野生动物，不仅是商王贵族圈养的宠物，更是气候的信使。它们用自己的骨骼，向后人呈现三千年前那个比今天更温暖、更干燥的安阳。
三千年前怎么做到的？
发现猛兽的祭祀坑中，不少存在人骨，比如“3人1象组合”的K73，比如人与大型肉食动物(可能是虎、豹或熊)组合坑K78。在牛世山看来，这些人骨的身份并不神秘：他们是饲养这些野生动物的人，是三千年前的“驯兽师”或“动物园管理员”。三个人养一头象，就像车马坑里一辆马车配一个车夫——当主人需要这些动物在仪式中殉葬，饲养它们的人也随之而去。
这座三千年前的“野生动物园”正在拼凑出一幅商代贵族生活的图景——关于资源获取，关于仪式制度，关于权力运作，甚至关于那个时代的人如何理解自己与动物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世山用“标准化”三个字来概括这个体系。标准化的获取——商王有专门的狩猎区，比如河南西北部的沁阳一带，定期去围猎。狩猎不只是为了获取资源，还带有军事训练和巡视、展示权威的性质，所以叫“秋狝(xiǎn)”。标准化的饲养——园囿里有专人管理，那些脖子上系着铜铃的动物，平时就在那里生活。标准化的处理——猎到的动物，角怎么加工，肉怎么分配，都有规矩。最后是标准化的祭祀——王陵区的祭祀坑不是王死后一次性埋进去的，而是定期举行祭祀活动，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
每一个环节都有章可循。但章法背后，需要庞大的资源支撑。圣水牛这种大型食草动物，每天要吃多少草料？虎豹狼这类猛兽，每天要喂多少肉？三千年前的安阳，一个都城就聚居了近二十万人，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宋镇豪研究员研究，商代的人口据估计有七百多万——人力资源不是问题，国家体制也不是问题。但具体的饲养细节，比如动物的口粮怎么解决，今天还找不到直接的考古证据。
“这些将来都可以做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志鹏说。目前能确定的，是马的情况——商王养的马和贵族养的马有什么不同，祭祀用马的年龄、性别、身高有什么讲究，这些已经有了初步分析，但具体数据还要等正式报告发表。
至于野生动物，惊喜才刚刚开始。“这些猛兽的种类，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李志鹏说。在西亚，有些王朝确实发现过王室驯养猛兽的记录，但在中国先秦时期，这是第一次看到商王养虎、养豹、养狼，甚至可能养熊。更让人好奇的是：这些野生动物是商王直接打猎打回来的，还是打回来之后又圈养起来、让它们繁衍二代的？又或者，部分从远方进贡而来？如果实现本土繁衍，就意味着三千年前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人工繁育技术。
这需要多学科的手段来验证。古DNA、同位素、食性分析——未来的研究可能会告诉我们，这些老虎每天吃什么，这些圣水牛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不是在园囿里出生、长大，从未见过真正的荒野。
但还有一些谜题，暂时还没有答案。比如，饲养凶猛的野生动物需要技术和知识，以及大批掌握它们的人才，在今天都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三千年前的商人是怎么做到的？李志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目前只是把种类确定出来。将来怎么饲养、怎么管理，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还有一些被登记为“大型食肉动物”的骨骼难以确认种属，很多骨骼不全，连最能识别种属的犬齿都没有保存全。“那就挺难的了。”李志鹏说，“靠形态学鉴定动物骨骼，需要完整的骨骼特征，尤其是牙齿，但有些坑里的骨头，已经碎成渣子。”
对于那些实在无法靠形态确认的，李志鹏和团队把希望寄托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组建了一个针对殷墟王陵区动物遗存的多学科研究团队，将来可以做古DNA分析，可以做蛋白质组学，还有其他手段。”
形态学做不到的事，分子学或许能做到。这座商代的“野生动物园”已经对我们讲述了很多，但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需要时间，需要技术，需要各个领域的学者坐在一起，一点一点拼出那些已经碎掉的真相。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