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正“演化成微缩版城市”，县乡生活方式呈现出高度的市场化，“收支倒挂”使许多农民家庭难以持续，他们的终点在哪里？
父辈和祖辈以其生存韧性、自我牺牲、厚重责任意识为子代的生活托底，超越了经济维度，折射出怎样的家庭伦理和社会转型困境？
县乡青年思想观念的进化滋生了“超理性虚构”，他们应如何回归面向生活实践的理性，选择正确的行为解决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最终实现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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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摘自《县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作者：吕德文（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文中系原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元农实验室立场。
害怕成为儿女的“负担”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子女也有子女的生活。他们非常体谅子女在外打拼的不易，所以，即使子女很少回家或给的钱不多，他们也都能理解。
然而，老人家们普遍不愿意甚至是害怕去城里和子女一起生活——那对他们来说是最不想过的生活。即使子女在城里赚了钱、发了财，接他们去城里享福，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他们也不愿意。
但是，在访谈中，很多老人都表示希望自己能有低保。并不是因为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也不是因为低保给的钱很多，想占这个便宜。低保的钱不多，只是对生活开支很少的老人来说，有了低保就意味着吃穿不愁，就可以不向子女伸手要钱。不向子女伸手要钱，不仅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更重要的是能让老人获得一种自己并非“累赘”的轻松感和自尊。访谈中，许多老人会看似随意地说：
人老了，就怕成为子女的负担。
当人老了，身体各项机能都衰退了，动作越来越迟缓，那种对自己“无力”的绝望，并非来自尚未实现的雄心壮志，而是源于担心成为别人“负担”的惶恐。在这个村子，因为田地难以带来可观的收入，所以很多老人都想获得低保。而在其他地方，这种需求则表现为老人们非常依赖种地。即使地不多，种地的收入也不高，他们也不愿放弃，因为种地以及种地带来的收入，是他们获得自立和自尊最坚实的保障。
“收支倒挂”的县城生活困境
与上一阶段完成县域城镇化的村庄精英不同，多数新生代农民家庭并未获得在县城的稳定就业机会，“借钱买、咬牙买、合全家之力买”是这部分群体县域购房的真实写照。为了替子代拿到城市生活的入场券，“60后”“70后”的父辈通常要付出自己全部的积蓄并再向亲朋借款，剩下的部分则需要向银行贷款。但与现实矛盾的是，代表着希望的房子却将农民家庭拖入窘境。
对农民家庭而言，县城房产不单单是一种固定资产，还捆绑了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希望。县城房产是农民家庭发展的关键一环，烂尾让农民家庭失去的不只是房子，更是对家庭美好生活的期许。
兰姐今年47岁，家庭因县城“烂尾楼”遭受重创。最让兰姐心里过不去的就是儿子的婚事。
家里条件本来就不好，买了这套房子就是给他（儿子）结婚做准备，现在可怎么办？全部被套进去了，再也结不上婚了。
北方农村结婚早，过年也有人给兰姐儿子说亲，媒人开始说的时候以为是县里已经有房，得知买的是问题楼盘后直接破口大骂，说兰姐这是“诈骗”。兰姐既委屈又无奈：
农村人简单，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让儿子结婚吗？想不了这么多，儿子结婚就是最大的指望。现在没有房子，也再没有能力另买一套，我儿子怎么结婚？
现在，兰姐自己在县城找了一份保洁工的工作，每月收入1800元，她省吃俭用想用这个钱还上亲戚的欠款。由于长期睡不着、吃不下饭，兰姐的精神也出了点问题，甚至几次找不到县城里的路。
“县城正在背着我偷偷发展”，“几年之间，县城似乎已然抹平与城市间的‘鸿沟’”，“逐渐演化成微缩版城市”，一应俱全的消费品将农民家庭高度市场化，生活成本被再次推高。与大城市一样，县城生活系统运转遵循着与大城市相同的市场化规律，货币支付成了支持农民生活运转的核心方式，这使得农民家庭的消费项目大幅增加、消费支出急剧扩大。事实上，县城作为全国性消费市场中的一环，无论在消费种类还是物价水平上，大体保持了与大城市相近的水平，居民在享受便利性的市场服务的同时，也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种成本，本质上是城市的身份性消费成本。
从产业性质来看，中西部县城本质上具有产业空心化的特征，农民很难在中西部县城完成在地化生产。具体而言，中西部县城大部分是农业县，农业生产构成了区域内的基础活动；将县域内的农副产品贩卖出去，几乎是中西部县城进行产品输出、获得实质经济增长的唯一方式。中西部县城近年经济的飞速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有赖于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带动。推动县域城镇化是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必要手段。房地产发展使得短期内中西部县城的建设资本投入激增，实现了土地大规模的资本化，在城市空间扩张的同时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增量。但这种经济增长脱离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基础环节，即工业化环节，这使得经济社会的“繁荣”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进城农民也难以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就业。
在上述两方面共同作用下，农民家庭的收和支出现了倒挂。消费型县城的出现重构了农民的家庭生活。在城镇化兴起之前，农民家庭再生产围绕婚丧嫁娶这些关键环节设置家庭消费生活，日常生活发挥着储蓄的功能，关键节点则进行大宗支出；在周期性的“储蓄—消费”环节下，农民家庭虽然也会面临经济紧张的困境，但这些问题都是阶段性的，可以通过熟人社会的人情互助完成平滑的过渡。落脚县城后，农民家庭扩大再生产带来的是日常消费与大宗消费的双重挤压，农民家庭的消费节奏也开始发生变化：大部分农民的大宗消费都是依靠私人借款和银行按揭支撑，家庭既有的储蓄在勉强支付大宗消费后很难迅速偿还，此时，透支就成了一种必然。
农民家庭落脚县城是为家庭生活和家庭发展确定一个全新的起点，具有长期在县城生活的预期，但当前县城生活“收支倒挂”的实际情况使他们这种家庭的生活难以持续，“不知道未来怎么办”“未来就等来了再说”成为农民家庭对县城生活的普遍态度。从这个角度而言，县域城镇化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消费性质的县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驿站而非终点。
来源：凤凰网 思想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