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胜
来源：《历史研究》2026年第1期
摘 要：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青年干部充实革命队伍。由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合并成的华北大学，前后共接收、吸纳、培训四批约19000名知识青年，形成分步骤、分阶段的思想教育机制。毕业生的去向主要为党务、军事、文教等部门以及转校学习、南下工作、奔赴西北，初始多担任基层干部和各类教员，分布遍及京、津、冀、湘、桂、粤、宁、青、甘等省市区，极大助力全国的解放事业。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华北大学 解放战争 干部培养 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把干部培养作为提升干部素质、锻造高水平先锋队的关键一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干部的需求急剧增加。根据中共中央相关指示，各解放区增设干部学校，加强干部培养工作。华北大学作为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乃至整个解放区的最高学府，肩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干部的使命。既有研究大体将华北大学定位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前身，重视探讨其与新中国教育、文艺、新闻事业的关系，主要关注专业学科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工作。但实际上，华北大学并非单纯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在解放战争于华北及全国范围内出现根本转折背景下诞生的干部培训基地，核心任务是吸收知识青年，为党培养合格的革命干部，加速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为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和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可以说，华北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前党的干部培训机制的集大成者，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干部培训经验全国铺开的源头之一。然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研究关于华北大学的部分多存在于通论著述中，篇幅相对较小，论述并不充分，未能体现华北大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史重要环节的地位作用。
本文旨在充分搜集整理利用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等馆藏的华北大学档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结集或出版的华北大学师生回忆著述，校报《华大生活》，南下及西进干部名录等各类资料，深入探讨华北大学的筹备、招生工作和干部培训、分配情况，以期更好理解华北大学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时期发挥的作用，及其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的地位。
一、解放战争形势与华北大学的筹建
194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已满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号召，吹响夺取全国胜利、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号角。至1947年末，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也是国民党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华北重镇石家庄解放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随着解放战争推进和解放区扩大，中国共产党深感革命干部缺乏，将大力培养新解放区所需干部提上日程，特别将筹办更大规模的干部培训院校作为当务之急。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委托华北局“办理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统一北方联合两大学)”。成立华北大学是“作为当时党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措施中的完整配套措施而被提出来的”，目的正是“准备迎接全国解放急需的大批干部”。
1948年7月，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推断，“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把“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一步，使之从适应于地方性的比较分散、比较单纯、比较迟缓的农村的工作和比较小规模的战争，转变为适应于领导全国范围的、轰轰烈烈的、千头万绪的、日新月异的大革命和大战争，是再也没有比现在更迫切的了”。华北大学在此期间承担起“吸收大量的知识青年，特别是蒋管区的大、中学生，为解放区培养成千成万建设人才的巨大任务”，并要支援全国其他地方建立更多华北大学模式的大学。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中央委员吴玉章为华北大学校长，北方大学校长范文澜和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为副校长，知名教育人士钱俊瑞为党委书记兼教务长，校址设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合大学。8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钱俊瑞关于华北大学的情况汇报，并提出办学方针：“学校要把学生当作共产党的后备军进行教育，要很恳切地把党的政策的得失和经验教训讲给他们听，使他们了解党和党的政策，了解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步骤。”7月15日，吴玉章与钱俊瑞来到河北正定，开启两校合并工作。北方大学师生分批转移到原华北联合大学旧址，合并过程中“没有发生通常两个或几个独立单位合并时总会发生的碰撞、摩擦乃至对抗”。8月24日至27日，华北大学举办开学典礼，谢觉哉、李维汉、蓝公武、胡乔木、周扬等中共中央及华北局、华北解放区、华北人民政府的代表出席大会，毛泽东亲自为华北大学题写校名。
机构设置上，华北大学共有四部二院。一部为政治学院，属于政治训练班性质，训练周期为三个月或六个月，主要任务是为解放区培养党政干部，少数毕业生转入其他部院继续深造。二部为教育学院，分为国文、史地、教育、社会科学、外语、数理化六系，外语系学习时长为两年，其他均为半年，专门培养中等学校的教师和教育类干部。三部为文艺学院，下设工学团、文工团和美术工厂，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干部。四部为研究部，包括中国历史、哲学、中国语文、国际法、外语、政治、教育、文艺八个研究室，设有研究生教育课程，研究专业问题，培养高水平大学师资队伍。前三部为教学组织，分别设置一个研究室，与四部保持业务上的联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的未来办学层次，即逐步上升到研究生教育的层次，体现出稳定正规化办学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其中“一部是华北大学规模最大、学员最多的单位，每120—130名学员编为一个班，设班主任和助理员，建立党支部”。工学院与农学院有一定独立性，与“华北大学保持横向联系”，工学院由“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领导”，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农学院由“华北人民政府农业部领导”，培养农林、畜牧业人才。与解放区的其他高等院校相比，华北大学在机构设置、学校规格、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是最强的，堪称解放区的最高学府。
吴玉章在开学典礼上指出，“华北大学是一个革命的大学，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大学，它要培养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与建设的干部，为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知识青年经历华北大学这一干部培养基地的教育和洗礼，融入革命的滚滚洪流。
二、华北大学的四批学员
要夺取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没有大量对党忠诚、政治可靠、业务熟练的干部是不行的。抗战期间，毛泽东曾系统论述党的干部政策，指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在存在的一年多时间中，华北大学的大规模招生共有四批，大量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子被招录进校，形成约19000人规模的干部储备。
(一)第一批：接收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的学生
华北大学的第一批学生来自其前身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华北联合大学成立于抗日战争时期，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合并而成，后成为晋察冀解放区的最高学府，全体教职学员“为争取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争取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而誓死奋斗”。北方大学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有一批在教育、学术、文艺界富有经验的与知名的知识分子在那里工作”，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最高学府。两校合并后，“华北大学共有师生员工2000多人(不包括工学院和农学院的人员)，其中教员和干部408人、学员1300余人、工勤人员300人”。而工学院有学生338人，农学院有师生近400人。两校学生大部分被编入一部1至10班，少部分被编入其他部院，到1948年11月基本全部毕业离校。
(二)第二批：平津解放前，以接受各地的知识青年为主
筹建华北大学期间，中共中央即发文地方，要求协助办理华北大学的招生事宜。1948年6月，中共中央电文指示，华北大学“拟从洛阳、临汾、运城、潍县、石门等地招收大批学生……除由大学派出人员前往招生外，请中原局、华东局、晋绥分局，在其所辖区内，予以全力协助”。此第二批学生大部分被编入一部，自11班开始编列，少部分被编入其他部院。
华北大学成立后的大规模招生与全国尤其是东北、华北、中原的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对战略决战前景的判断直接推动华北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毛泽东在10月10日党内通知中指出，为取得全国性的革命胜利，必须在战争第三年准备好3万—4万名各层次革命干部，以便于第四年随军前进，参与管理新解放区;中国国土面积大，人口多，革命形势发展快，干部供应严重不足，必须“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国统区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吸收他们参加革命工作至为重要。
10月28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及前委，所需干部约5.3万名，必须于1949年底完成储备，调动和使用听候中央通知，比之前通知的增加近2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区开办和扩大军政学校、大中学校和专门学校，“培养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附设大量“短期的速成学校或训练班，以应急需”。扩大招生成为华北大学工作的重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第一条即要求华北大学“吸收蒋管区大量大、中学生，经过短期训练，为解放区培养各方面的建设干部”。为更好地宣传和招生，北平地区地下党员王效挺赴华北大学访问学习，将所见所闻写成题为《大江流日夜》的报告文学，发表于进步报刊并单独出版。
此阶段华北大学所招学生，少部分是来自新解放区的中学生和各县区基层干部，大部分是来自国统区(主要是平津)的大中学生。此时国统区的学生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国民党加大对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搜捕迫害。以北平市为例，警察局于1948年7月—12月多次下达取缔学运的命令，并且制造“八一九”大逮捕事件。在中共中央指示下，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将“在学生运动中冒尖的同学”，“有计划地转移或撤到解放区”。直到平津战役结束，平津乃至全国的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通过多条地下交通线来到华北大学学习。据中国人民大学校史记载，“自1948年秋、冬天以来……华北大学学员人数骤增”，仅华北大学一部就接收约3000名新生，编为25个班。后因一部班级太多，学校将一部划分为四个区队，每个区队编列数班，其他三部亦招生数百人，为平津解放和城市接管储备3000余名干部。
(三)第三批：平津解放后的大规模招生
1948年末，随着三大战役接近尾声，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学员分析当前革命形势时指出，“战争形势很好，对我们很有利”，解决北平、天津及徐州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后，“长江以北军事上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了”;但“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12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罗荣桓及华北局、东北局等，初步拟定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和后来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招生方案，“华北大学负责招收大中学生六千人，由钱俊瑞、黄松龄分别在平津负责招收。除此六千人吸收于华大第一部外，华大还可用文工团、宣传队等名义招收大中学生一千人”，将来由中央统一调配，准备分给各野战军一部。
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大学迁至北平，校部设在东四六条三十八号。华北大学进入发展壮大的新时期，也“标志着承担新的艰巨任务的开始”。1949年2月17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在平津设立的三校联合招生处开始招生。《人民日报》(北平版)连续刊登华北大学的招生启事和相关信息，一部要求考生必须大学毕业或肄业或高中毕业，二部要求考生大学毕业或曾任中学教员或其他教育工作三年以上，三部考生应至少高中毕业，或具有艺术工作二年以上经验。据统计，华北大学自1948年筹备成立到1949年3月中旬共录取学生4829名。其中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2603人，约占录取学生总数的54%;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2220人，约占总数的46%。除有较高文化水平外，华北大学招录学员的政治条件也很好，“许多是留下来准备迎接平津解放的地下党员和秘密外围组织成员”。
但是，除去第二批招收的3000多人，只有1000余名学生在第三批被录取，远未达到中共中央对华北大学的要求。师资紧张、房屋设备缺乏和办公经费紧缺，是阻碍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大规模招录学员的重要因素。较高的投考标准和相应政治审查，也使三校无法较快、有效扩大录取范围和规模。1949年2月26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人事处行文某处负责同志：“由你处介绍投考华北三大校之旧职员，每人之历史、政治面目、工作表现，简单汇总一下迅速寄送招生办事处，供学校录取参考。”这份残存的档案仅展示了招考政审的其中一个环节，可见政治审查之严格。再以山西省立第一、二临时中学校多名教职员报考华北大学等校的经历为例，校长亲笔书写担保介绍信，其中明确记载“公教人员持有学校或机关介绍信，始为有效”，涉及各种函、电、呈十余份，包括需要提交的各种证明材料，留下完整档案。
(四)第四批：三地同时办学时期的大规模招生
1949年4月，国民党拒绝签署和平协议，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对革命干部的需求更为迫切。3月9日，中共中央向华北局和北平、天津市委发出指示，批评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北军政大学三校以“没有房子及经费”为理由拒绝招收投考者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三校“对于来投考的学生只要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一律收录，不得拒绝”;令“财政部发给上述各大学充足的经费，不得吝啬”;各大学自己到乡村及各县去设立分校，“不要一律挤在北平”，可分送数千名学生至陕北、晋绥等地学习，还可向“每个区党委”分送数百名学生。华北局向包括华北大学在内的各个干部培训院校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并要求加强华北大学等三所干部学校的招生工作，“准备接收二万五千至三万青年知识分子，加以短期训练后，输送到全国各地去”。华北大学再次刊登招生简章，招生名额扩至6000人，一部投考条件降为初中毕业以上，二部的投考条件降为两年教育工作经验。《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等刊登招生启事，尤其是《北平解放报》自3月15日至31日密集发布招生简章，报名者踊跃异常。
为及时完成补充随军南下干部的任务，华北大学将考试时间改为随到随考，方便平津以外的考生，并在北平、天津、正定三地同时办学。吴玉章为北平总校负责人，李新为正定分校负责人，宋涛为天津分校负责人。部分解放区不了解三地办学的具体情况，出现推荐或介绍学员去往分校又转到总校，导致路费不足的情况。3月22日，石家庄市政府专门给太行行政公署发函：“贵署介绍到华北大学学习之学生，到本市后再往北平华大本校，即无路费，发生很多困难。祈贵署再往华大介绍学生时，请发路费，直接发到北平，以免中途发生困难。”类似情况说明，报考华北大学的考生已成一定规模，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精神予以大力协助。当然，政审并没有取消，公职机构依然提供证明信、介绍信、函等能证明考生学历、政治面貌和工作经历的材料。如4、5月间，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物资接管委员会推荐马骥如、黄耿夫、张献建、关菱镜、曹耀祖、冯洪等人报考华北大学时，在相关材料中担保他们的政治面貌，言明“可负责任”。3—5月间，华北大学录取15041名学生。至5月，华北大学共有14000余名学生，包括2000余名等待入学的新生，进入发展鼎盛期。前三批招录的学生此时只剩下1000余人在校。此后，华北大学又有零星招生。至7月末，华北大学根据中央政策，暂停一部、二部、三部招生，农学院和工学院的招生计划不变，四部不对外招生，少数保送生按照原有规定入学。
综上所述，华北大学共招收四批学生，第一批是接收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的既有学生，后三批是新招生。随着全国解放战略形势演变，华北大学的职责越来越重，与其他干部培训院校共同担负储备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干部的任务，学历、工作年限要求降低，考试流程及政治审查更加灵活，招生规模越来越大。以往学界对华北大学四个批次的招生不甚明了，多认为华北大学主要招收从国统区来的大学生和高中学生。其实，招收国统区的大中学生主要在第二阶段，不包括招生规模最大的第四阶段。
三、以思想改造为核心的分阶段干部培养机制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还要对他们进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切实教育和思想改造，“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成仿吾作为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合大学校长、华北大学副校长，十分清楚包括华北大学在内的各革命大学须“以思想改造为中心任务”，机构设置、教学安排、校园生活都围绕此中心任务展开。1948年6月印刷的内部资料《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工作修正草案》系统详尽地规定干部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培训模式：政治班学习共有16周;坚持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包括政治理论教育与具体思想指导两部分;每周都有相应规划，进度表详细到每一天具体课时多少、以何种方式学习。华北大学干部培训的价值取向及核心内容与其前身一致，具体课程亦基本按照《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班工作修正草案》规划进行。各个部院除各自专业课外，还安排所有学生上思想政治公共课。公共课属于干部培养的核心课程，学生都要先上政治大课，再分组讨论，然后撰写思想汇报，最后参与社会实践。
(一)集体上政治大课
华北大学“各部、院的共同必修课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等”，每隔几天或十几天便有一场全校规模的报告会，要求学生集体参与，一般在学校大广场进行，“是同学们最活跃的时刻”。各部院各班级还在报告人到来前安排拉歌比拼环节。学生在课余时间学唱《华北大学校歌》《团结就是力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为的是不落下风，“唱革命歌曲，既激励了情绪，增进了团结，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政治大课的教师一部分来自校内，如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等;一部分来自校外，如薄一波、郭沫若、周扬等，均为理论学术大家或经验丰富的革命前辈。他们各自讲授与研究方向或工作专长相关的内容，构成完整教学体系。有学员回忆：“彭真讲土改和农村政策，薄一波讲财政，胡华讲中国现代革命史，胡绳和孙定国讲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柯柏年讲外交，艾思奇讲哲学，范文澜讲历史，成仿吾讲文艺，钱俊瑞讲当前形势和中苏关系，陈唯实讲社会发展史。”
大体来讲，华北大学按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培养的指示，“在干部训练学校中及在在职干部中进行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及中国革命各项具体政策的计划，必须适合目前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需要”，安排政治大课内容。课程既有理论深度又贴近革命实际，重视打破古今分别和中外壁垒，使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以及两者结合有更深层了解。
(二)分组讨论与拓展阅读
上完政治大课，各班负责老师和班委组织学生开展讨论。分组讨论的目的是将从大课学到的革命理论落到实处，为撰写思想汇报做准备。讨论一般进行多次，先用一两个小时核对笔记，由于学生文化水平参差，“通常采用混合编组的形式，便于互补和互助”，以求对讲课内容的记录“达到一致和系统”，“增进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最终做到“教与学一致”。分组讨论不但讲清革命道理，而且让学生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一部11班学生李林回忆，班主任朱云老师引导他们“讨论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使他们“看清了革命胜利的曙光”;苏星老师组织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启发他们“开展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一性的大辩论”，在他们“心灵里播下真理的种子”。
为提升思想改造效果，分组讨论还结合专业书籍和时政信息进行扩展阅读，以“改造思想，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和唯物论观点”。华北大学印发大量时事政治教材，现存一本《时事教材》包括上下两册，关于“国内时局与任务”的上册内容共14篇，关于“国际形势”的下册内容共10篇。另外，学校图书馆藏书量迅速增加，超过20万册。《华大生活》也常刊载新书出版情况，或是校内学者的多年研究所得，或是政治大课讲授的重要内容。例如《华大生活》第9期刊载消息：吴玉章的《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正在赶排，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提纲》修正本很快问世。为使学生们认识到剥削阶级的本质和劳苦大众的苦难，华北大学将声讨地主、恶霸和帝国主义欺压的经典案例结集成册，教务处编印的《苦水血泪》一书汇集王友彬、夏利合、许振田、李四丫头、韩淑娟、康秀英六人的诉苦内容，是学生拓展阅读的重要资料。
通过分组讨论和拓展阅读，华北大学保证学生学习的统一性和一贯性。不同认知水平的学生在讨论和阅读中互相借鉴和学习，对于基本理论和政治形势的理解趋于一致。班干部在分组讨论过程中，了解每位学生理解的深度广度，并进行针对性指导，促使党的理论话语体系融入学生的思想意识。
(三)撰写思想汇报
完成分组讨论后，学生开始撰写思想汇报。思想汇报是学生采用第一人称讲述的个人思想演变史，相当于自我批评，而非叙述个人历史细节的自传，要求采用华北大学规定的框架，包括家庭生活、工作和在校生活三个方面，特别强调呈现自身各种错误思想的来源、发展及被改造过程。就现有资料看，华北大学学生反省的错误思想包括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超阶级观点、剥削阶级意识，其中自由主义居首位。
撰写思想汇报时，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至为重要。思想汇报初稿完成后，要向班级其他成员公开，开展进一步批评和自我批评。入校初期，学生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面对面批评他人，但在接受政治教育后有明显改变，很多学生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和人生的真理，有了“莫大的力量”。思想汇报定稿最终要交给班委和党组织，经政治审查合格后放入个人档案，伴随学生一生。个别优秀的思想汇报还会被挑选出来，发表于《华大生活》，鼓舞更多学生从灵魂深处“闹革命”。
《华大生活》几乎每期都刊载学生的思想汇报或类似思想汇报的自由来稿，少则三五篇，多则十余篇。如《华大生活》第10期刊载李荣滏《再生记》、乔野《我的罪恶》、王小厂《对我过去写作的批判》、刘敏如《绝不再动摇了》、傅强《去掉“混”的思想》、傅静贞《揭穿我“冒名顶替”的丑事》。王小厂感慨：“受了华大的教育之后，明白了以往的过失，更清楚的认识了文学应当是为人民服务的，我将以未死之年，作赎罪之日。”
可见，学生的政治觉悟在思想汇报撰写和修改过程中，得到极大提升甚至根本转变。他们使用新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和革命话语，主动剖析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并且接受批评，完成深层次的自我革命，成功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四)参与社会实践
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对大中学生、知识分子来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即参与社会实践，将为人民服务落到实处。谢觉哉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指出：“新知识份子与旧知识份子不同，就在于新知识份子要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华北大学学生按照党的要求，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将学习和讨论的革命真理应用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三邱村是石家庄地区有名的革命村庄，抗战时期留下的地道遗迹成为华大学生参观学习的首选。华北大学各部院时常组织师生去三邱村开展社会实践，切实感受光荣的革命传统。比如，农学院学生“按军事编制分成小队，自背行李，步行50多里路，对于这样十八九岁刚从城市出来的学生来说是一次考验。脚上磨出泡也决不上救护马车，坚持到最后胜利到达三邱村”。来到三邱村，学生积极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华北大学一部新四区队的学生，天还没亮就从正定校区出发，“才到三邱就发动了一个‘满缸运动’，每个组把自己所住的老乡家里的水缸都给打满了水”。一部的另一区队学生到三邱村常住，上午学习理论，下午深入农村，参与劳动、为群众服务。一位学生感慨：“这次的参观，使我学的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使我认识到旧思想意识是错误的，使我在学习生活都有了大的进步。”可见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思想改造到位的保障。
经过上政治大课、分组讨论、撰写思想汇报和参与社会实践等一系列学习实践，华大学生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很多学生有类似感想：“华大是我转变思想，认识世界，决定人生道路的第一站。”当时华北大学的生活条件艰苦，只能满足最基本生活需求，大部分学生“一身粗布衣，一床连铺带盖的粗布棉被，每日以小米为主的三餐，每月六斤小米的津贴费”。但华北大学的课堂气氛以及同学们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伟大理想十分热烈。《大江流日夜》写道：“吃苦算什么?贪图享受的人不会到这里来的，决心来的人差不多都有远大的抱负，也不会屈服于困难的物质条件之下。”很多学生入校后心情舒畅，饭量大增，红光满面，与国统区普遍存在的压抑、烦闷、无助情绪截然不同。他们总结出一段顺口溜：“大米白面反饥饿，小米咸菜扭秧歌。”实践证明，华北大学继承发展党的干部培养工作的精髓，顺利完成思想改造任务，实现红色基因的传承。
四、华大毕业生的主要去向及历史作用
大批知识分子在华北大学接受思想改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水平得到切实提高，成为具有坚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战士。华北大学成功的干部教育“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和有力保障，而且也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干部教育乃至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华北大学毕业生的去向
顺应解放全中国和建设新中国需要诞生的华北大学，充分重视毕业生分配任用问题。华大党委多次讨论，如1949年2月8日“召开指导委员会，讨论一部、二部学生毕业问题”，6月22日进行“第六次集体办公，决定同学毕业分配方针”。《华大生活》刊载专门的毕业生去向数据统计：
就时间而言，此表统计的是“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和“1949年3月到1949年11月”两个时间段的毕业生分配情况。1948年8月是华北大学的开办时间，此时华北大学一部政治1、2班即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第11、12班的毕业分配已开始。1949年3月作为两个阶段分界点的原因，在于此时正准备发动渡江战役，华北大学毕业生分配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从华北一地扩展到更广阔的南方和西北地区。统计数据到1949年11月截止，是因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2月16日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华北大学短期政治速成班性质的干部培训已完成历史使命，新生的中国人民大学将建立新型高校体制。
“项别”也就是分配类别也有考证和分析的必要。中国共产党1948—1949年在华北地区的党政军体系架构较为特殊，“华北人民政府的功能，过去本是具有中央与地方双重性的。这是因革命的需要而形成”。因此华北大学兼具中央直属高校和地方干部培养基地双重属性，表中没有标注具体区域的“党务”、“文教”、“政权”、“军事”、“财经”、“技术”等部门，实指华北人民政府以及后来中央人民政府的部委机关。“西北”、“内蒙”、“西康”和“南下工作”等属于分配的具体区域。而“华北”指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华北地区，不包括华北人民政府存在时管辖的其他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有部分华北大学毕业生分配至京津冀等华北省市。“转校学习”指转入新成立的南方大学、中原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中国人民大学校史中有明确记载。
“军事部门”的“项别”比较复杂。表中第二阶段列出的南下人数有1369人，与真正南下的毕业生人数不符。1949年6月报名南下的正定分校学生就有1794名，据校友不完全统计，南下的华北大学师生约有4000人。可见有部分南下学生被统计到其他“项别”。平津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华北局与平津两地市委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以下简称“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的华北大学毕业生作为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分，跨过长江奔赴新解放区，“项别”中的“军事部门”即包括第四野战军在内的各野战军。另外，此时华北人民政府和后来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也在扩展军事领导机构的编制和体系，所以“项别”中的“军事部门”还包括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架构内的军事机关。
第一阶段，华北大学毕业生去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党务、文教、政权等部门和转校学习，是占比最大的一类;第二类为军事、财经、技术等部门和其他工作，比第一类人数少;第三类为工运部门、南下工作、自谋职业和奔赴西北、华北、内蒙、西康等地，所占比例为零。华北大学作为一所干部培训院校，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培养的多是从事政治工作的政工干部和从事文教工作的教育工作者，所以大部分进入党务、文教等部门，符合专业对口的分配原则。1949年3月2日，中共中央专门就华北大学学生分配和改正学生历史问题等，发文给华北局和平津两市委等，明确华北大学毕业生不应该分配“到各区党委及石保张诸城市的实际工作中去，而主要地应分配他们到各种学校及训练班中去担负教育参加我们工作的大批知识分子及旧职员与工人的工作”。
第二阶段，华北大学毕业生分配依然可分三类。第一类为党务、军事、文教等部门以及转校学习、南下工作、奔赴西北等，是占比最大的一类;第二类为工运部门以及奔赴华北、内蒙、西康，和极少数自谋职业，比第一类人数少;第三类为政权、财经、技术等部门，所占比例为零。文教部门依然是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方向。1949年9月5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就天津市缺少师资问题专门行文华北大学，“本市学期业已开学，本市各中等院校各科教员尚有缺额，急待选定”，请华大于二部“毕业生中选拔适当人员来津充任”，并附“本市中等学校各科教员缺额统计表”。据天津市档案馆所藏一份20人《华北大学员工作分配意见表》，这批毕业生年龄在23—39岁间，均在正规大学学习过，多人有教育工作经验，后到华大接受干部培训，拟分配为中小学的国文教员、政治教员、文史教员、史地教员、化学教员、年级主任、教导主任以及档案室、编审室工作人员等。
第二阶段的毕业生就业比第一阶段更加多元和均衡，进入党务、文教、政权、财经、技术等部门和转校学习的毕业生比重明显下降，进入军事等部门以及南下工作、奔赴西北的毕业生比重明显上升，是因为渡江战役后，华北大学毕业生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湘、桂、粤，西进宁、青、甘等省区，影响扩展到新解放区。表中所列两个阶段的毕业生共有16928人，加上接受零星分配以及1949年12月后留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华北大学参与分配的毕业生共有约19000人。考虑到有在校期间因为身体、政治及其他因素没有完成学业的情况，此人数与前文统计的招生总数基本吻合。
(二)华北大学毕业生的职务与工作业绩
中共中央曾明确指示，华北大学毕业生应做从事教育工作的干部，担任教员、班长、队长、支部委员等;不适宜担任这类工作的毕业生或个别在其他工作上有特殊作用者，才可派做其他工作，且特别指示华北局：“即令华北大学再订二三星期的教育计划，告诉他们如何去办训练班，如何当教员助教、班长、队长，如何作支部工作，如何开会讨论改造思想等。并将华大讲义及组织章程等给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去作教育工作。”以南下为例，华北大学师生担任的初始职务是教员助教、班长、队长及地方基层干部等，深入军队和地方基层一线。
据毕业生回忆，华北大学曾经为一部毕业生举办毕业典礼，主席台两侧各竖立着一幅红布剪字标语，其中一侧写着“南方的炎热征服不了我们革命的决心”。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原则上同意吸收一万个自愿参军的学生参加军队工作”，“由华北大学调300名已受过训练的学生给东北野战军工作仍不变，并可做这一万人的骨干”。华北大学党委讨论决定，“只在19班至28班的学生中组织报名和选拔。同学们热烈响应号召，绝大多数人踊跃报了名”。此次被选出的300名学生编成三个中队，南下工作团总团将一中队100人分配给一分团，二中队100人分配给二分团，三中队100人分配给三分团。中队以上的负责人大多是来自解放区的工农干部，普通团员大多是来自大中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两个群体的成长环境、知识背景和思维方式差别很大，来自华北大学的300名毕业生成为两个群体沟通的桥梁纽带：“华大分来的同志过去就是大、中学生，又在解放前到正定比较系统地学过几个月，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与新入团的知识青年比较接近，自然成为工农干部领导和联系知识青年的桥梁和得力助手。”
南下的华北大学毕业生进入地方担任的初始职务依然是基层干部。以湖南为例，华北大学入湘人员于“9月中旬到达长沙市，进行了短期的学习训练”，随后“根据当时工作的需要”，“由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统一分配了工作”。包括华北大学入湘人员在内的1.4万余名干部被统一分配到党委、政府、人民团体、学校、报社、银行等部门。华北大学毕业生在整个南下革命干部中所占比例不高。如南下邵阳地区的干部共1233人，出身华北大学的仅45人，分配到地直机关1人，邵阳县2人，武冈县4人，新宁县25人，城步县10人，新化县3人。担任职务包括邵阳资江公学干部、邵阳县政府文教科干部、武冈县贸易公司会计、新宁县妇联干事、新化县委办公室文书、城步县宣传部干部等，参与组成新中国基层政权。
南下华北大学毕业生参与的地方具体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参与组建地方基层政权。国民党政权垮台后，地方秩序混乱，南下工作团负责接管当地的政府机关，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二是剿匪征粮与安定地方。新解放区尤其是距离大中城市较远的山区，匪患非常严重，安定地方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南下干部的重要任务。三是参与乡村土地改革与工矿民主改革。南下工作团来到地方后，大多被分配到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运动;个别华北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工矿企业，主持民主改革运动。四是团结少数民族。湖南、广西等南方省区存在大量少数民族，毕业于华北大学的干部知识水平高，学习能力强，很多被分配到工作更复杂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华北大学入湘人员“约有半数”去往少数民族聚居的湘西地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工作艰辛，随时面临危险。国民党残兵垂死挣扎，土匪特务随时可能来暗杀和搞破坏。比如位于湘西地区的晃县，“一到晚上，县城周围常有土匪打黑枪，甚至白天也打冷枪”。部分干部遭到敌人暗算，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毕业于华北大学的刘万勋任中共广西宜山地委干校三中队的副中队长，在剿匪过程中被敌人俘虏，“丧尽人性的土匪把刘万勋等同志弄到一个山洞里，开膛挖心”。但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华北大学毕业生依然不退缩，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绝大多数留在当地，为新解放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
华北大学遵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顺应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大势，毕业生的去向主要为党务、军事、文教等部门和转校学习、南下工作、奔赴西北等，初始多担任基层干部和各类教员，分布遍及京、津、冀、湘、桂、粤、宁、青、甘等多个省市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中心发生转移，须对全体干部进行顺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的培训与教育。中国共产党随即开展第一轮全国性干部培训。1951年、1952两年中，中国人民大学共培养出2600多名干部，95%以上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到学校学习的。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等院校以思想改造为核心，分步骤、分阶段进行干部教育培训的相关经验，在高等院校和各类干部培训基地延续，红色基因相承至今。
结 语
华北大学不仅是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乃至整个解放区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史上的地位亦不容忽视。其汇聚中国共产党成立20多年来从事干部教育、文艺宣传和科研工作的业务骨干及其成功经验。优秀教师资源、合理机构设置、符合革命需求的教学体系使华北大学无愧为“一所为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而建立的学校”。
培养青年干部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必不可少的人才准备。华北大学办学期间秉持“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人才”的办学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忠诚、团结、朴实、虚心”的优良校训，形成“扎根中国建设新大学”的三大宝贵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培育革命先锋队;立足中国现实，探索新式教育模式;践行实事求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政治建校、政治育人，是华北大学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高校、进行干部培训的根本指南。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从来不是生硬的，不是“用强迫的办法要求学生放弃其原来阶级立场及思想”，而是“用潜移默化的力量逐渐使学生放弃其原来的不正确思想”。华北大学绝大多数学生接受的是以思想改造为核心、三个月到六个月的短期干部培养，毕业生萧园回忆：“三个月的学习中，我们身上原有的旧的东西，犹如一堆废物放在烈火中燃烧。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追求，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初步树立起来。”
华北大学的干部培训模式继承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等前期干部培养院校经验，规范培养步骤，充实并完善内容和形式。公共课作为思想改造的核心课程，形成先上政治大课，再分组讨论，然后撰写思想汇报，最后参与社会实践的阶段式机制。随着毕业生去往各地、新中国高等教育院校转型建设及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培训经验的总结，华北大学成为新中国干部教育全国铺开的源头之一。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华北大学改造知识分子，传承红色基因的模式、历程及历史作用，亦是可资当今干部培养和高校建设借鉴吸收的宝贵精神财富。
(作者刘大胜，系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