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司马迁作《史记》是在批评、抹黑汉武帝。这种看法，其实并未读懂《史记》的深层立意，更未理解中国古代政治与历史传承的根本逻辑。
真正想要否定汉武帝，最根本的办法，是从否定秦始皇开始。汉承秦制，汉武帝所推行的中央集权、郡县治理、大一统格局，其制度根基均来自秦。否定秦的合法性，就是从根本上动摇汉朝的政治基础，继而否定汉武帝的历史贡献。汉是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建立的王朝，其国家舆情对秦也是否定多于肯定。在这样语境下，如果彻底否定秦，才是真正的“低级红、高级黑”，才是对汉王朝，尤其是对汉武帝历史贡献的最致命的釜底抽薪。
但《史记》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给予秦极高的历史评价，说秦“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史记・六国年表》）
司马迁在客观记载秦用法严苛，政有多暴的同时，又明确肯定秦统一天下是顺应时势、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因而“盖若天所助”的历史贡献。这看似矛盾，实则正是史家的深刻之处。
写出秦的统一大业是天命所归，本质上就是肯定汉朝继承秦制、延续大一统格局的合法性。汉武帝雄才大略，自然看透这一层用意。《史记》对秦的评判，既是历史总结，也是为汉朝确立天命所归的正统地位。汉武帝保留《史记》，目的不在仅为彰显他的“宽容”（其中的批评文字），而是守护汉朝及武帝时代的历史法理。
汉武帝是什么人？玉固说他有“雄才大略”，他当然读懂了《史记》的微言大义是为后世做鉴；肯定秦之制，是为汉家正名。如果为了一两句“批评”而毁了《史记》，反倒等于自断法理、自毁根基。所以汉武帝留下了《史记》。《史记》肯定秦始皇，就肯定汉承秦制，就肯定汉武帝的事业。结果是在秦始皇至今还在被不良文人丑化，可汉武帝则一直被高赞为有“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明代最有“反骨”的大学者李贽也说汉武帝：
孝武（汉武帝），少继大统，天资自圣，拓地几二万余里，视汉高所遗，不啻倍之。真千古大圣也，不可轻议。孝武乃大有为之圣人也！当是时，拓地攘夷，有为之功业已大矣。（《藏书》）。
中国历史上诸多英明政治家，都能深刻理解这一道理，故而对秦始皇与秦制的历史地位予以肯定。他们所认同的，不只是一人一朝之功业，更是大一统所代表的历史正道。正因此，毛泽东写诗批评郭沫若：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周文王与夏商以来所确立的，是大一统的天下理念与政治格局，即 “天下必有共主、万国归于一统”。但在西周建立之初，不可能一下就找到能够长期稳固这一大一统格局的有效制度，只能以分封制作为过渡形态。随着时代发展，分封制与大一统的内在矛盾日益凸显，最终从“分封”到“分国”，全国礼崩乐坏、列国纷争，出现了春秋战国长达数百年的剧烈动荡。
正是这数百年残酷的实践与试错，才让历史得出了深刻结论：分封必乱，集权方安。秦始皇正是顺应这一历史规律，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把三代以来的大一统理想，转化为可运行、可巩固、可延续的国家制度。
三代千余年立其势、奠其道，秦政两千年定其制、固其本。中国大一统道统一以贯之，从未中断，只是在不同历史阶段，以不同制度形态实现了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故此，毛泽东劝郭沫若说"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柳宗元）返文王。"
现在再回读《史记》，有些人从中一读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等句子，便说《史记》意在抹黑汉武帝，这终究是浅尝辄止的读法。司马迁的真正用心，是明辨秦之得失，确立天统所在，从而阐明汉承其序、合乎历史天道的根本大势。
所以说，《史记》的意义不在“文字优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班彪《后汉书》），而在于它以“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使命感写出了天道，也就是毛泽东说的“人间正道”。不然，《史记》是留不下来的。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张文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