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钱念孙（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时间，是显示事物发生顺序和持续过程的概念及参数。它对我们人类的重要性，与四处弥漫而不可或缺的空气一样。任何人都无法脱离时间而存在。时间的刻痕，记下我们降临人世的日子和次第；时间的流逝，改变我们人生的场景和岁月；时间的绵延不绝，衬托我们生命旅程的短暂及遗憾……
我们生活于时间之中，但时间对我们而言，却是难以解答的千古之谜。时间以秒、分、时、日、月、年等计量，可那被计量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其实无法说清时间到底是什么。它究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以虚为实的虚无？进而言之，时间是否只是一种人为的虚构和创造，是人们为把握和说明世界秩序而建构的一种主观认知体系？追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就像手捧一片冰清玉洁而结构精妙的雪花，在你观察和研究它的同时，它已在你的掌中和指缝间消融，让你四顾茫然又徒唤奈何。
尽管我们难以科学解答时间是什么，但它无时无处不在的事实，显示其无比重要且无法回避，这让我们不得不青眼相待，哪怕只是对其在既往传统中的多彩呈现稍加考察和梳理，也可透显中国人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和中华文化的渊博精深。
元代铜壶滴漏
尊时与惜时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步入农耕文明的国家之一，农业生产需要掌握农事节令，因此古人十分注重观察天象，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天文历法。距今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卜辞，就有某些星宿之名和日食及月食的记载。《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等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已有较多关于星宿和天象的描述，可知天文节令知识在当时已较为普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天文条”云：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晨”，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西汉中期辑录战国至汉初文献的《礼记》，有《月令》专篇，按阴历十二个月，依次记叙每个月的日月星辰运行、节令气候变化、动植物生态，以及国家根据时令和物候情况，下达指导生产安排和月中行事的政令。这种政令的制定过程，《礼记·月令》解释说，在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
《月令》“以时系事”，将每月自然节律与社会活动按时间对应编排，其内容丰富而切乎实用。如孟春之月的“月令”：东风吹拂，冰雪消融。蛰虫开始活动，鱼儿跃上水面，鸿雁从南方飞来，草木萌发生机。王命布农事，田间郊野，因地制宜，播种五谷。此月之内，禁伐林木，禁毁鸟巢，以保护树木和幼鸟生长。此月，勿聚集众人，勿兴兵打仗，以不妨碍农事。
作为我国较早系统把握自然时令和物候生长关系、指导民众生产和生活的著述，《月令》因合乎自然节律和切乎实用的功能引起广泛重视。同时期和此后，还涌现不少类似的著作，有些直接以“月令”命名，如东汉有《四民月令》，唐代有《唐月令》，明代有《广月令》《养馀月令》，清代有《御定月令辑要》等。这不仅反映了古代先民“顺天应人”的时令观念，也反映出他们对节候时间的观察研究已达到相当深入细致的程度。
中华民族具有尊重客观规律的传统。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里，便提出“实事求是”的理念，唐代颜师古为其作注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在岁时观念上表现非常明显，《周易·艮卦》爻辞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汉书·李寻传》亦说：“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阴阳，敬四时，严月令。”
尊时，不仅是中华儿女日常生产生活遵循的共识和原则，文人在著述中表达的客观时间，也力求规范和准确。譬如，《庄子·逍遥游》云“朝菌不知晦朔”，意为生命极短的菌类植物根本不知道一天的时光。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句“三五二八时，千里与君同”，这里“三五”指小月的十五日，“二八”指大月的十六日，此时月亮正圆，清辉朗照，彼此相隔千里，仍沐浴同一片月光。苏轼《前赤壁赋》的开篇之语“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不仅交代了具体的年和月，还以古代历法的专用术语“既望”，点明日期为该月的十六日。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人有较强的时间观念。
中国文化讲究遵守时间，更强调爱惜时间。《论语·子罕》有句名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面对滚滚东逝的河水，发出时光岁月就像河流一样昼夜奔腾不息的浩叹。这是他作为一位旷世哲人，对宇宙浩渺、人生有限的感慨，更是对韶华易逝、时不我待的自警。康有为《论语注》阐释此句意义说：“天运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运乎昼夜未尝已也，往过来续无一息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
这种珍惜宝贵时光、奋发自励自强的思想，如阳光普照大地，在中国文化的沃野和莽林里，到处可见其耀眼的光芒和摇曳的倩影。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争分夺秒、只争朝夕、见缝插针、席不暇暖、转瞬即逝、雷厉风行、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寸阴尺璧、囊萤映雪……这些成语典故，无不凸显中国人的惜时精神。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些告诫人们惜时的谚语和诗句，如穿越千年的晨钟暮鼓，至今仍在中华儿女的心头回响。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明代诗人钱福在《明日歌》里以自己切身感受为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劝告世人珍惜每一天，不要蹉跎岁月、在等待明日中浪费宝贵光阴。这使我想起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此身、此时、此地”的“三此主义”：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这种“做人信条”，可说是中华文化务实惜时精神的生动演绎。
清代铜镀金星晷仪
短暂与永久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周流不殆、善利万物的水流，既能够蓄势而动，又善于随物赋形。需要激流勇进时，它如三峡湍流澎湃向前；需要休养生息时，它似西湖静卧碧潭如镜；需要且行且停时，它若潺湲溪流，悠扬随意而曲尽变化。
如果说上述尊时与惜时的理念及作为，主要偏向儒家积极济世的立身主旨；那么这里所谈短暂与永久的意识及行为，则更多靠近道家虚静澄怀的做人态度。如果说前者在亦动亦静的人生跋涉中，更多倾向于“动”；那么后者在亦动亦静的人生旅程里，则相对接近于“静”。
《庄子·知北游》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这是说，人生在世只是天地间的匆忙过客，如骏马跃过狭窄空间一样短暂，刹那而已。庄子站在天地辽阔、岁月悠长的广袤时空背景上，甚至认为人长寿也好，短命也罢，其实没有多大区别，不过都是瞬间罢了（“虽有寿夭，相去几何？须臾之说也”）。
时光悠悠，人生短暂，庄子对时间与人生关系的看法，在中国文化里颇具代表性。早在《诗经·曹风·蜉蝣》里，便有“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忧矣，于我归处”的诗句，描绘蜉蝣朝生暮死的短促命运，传达诗人因人生短暂而忧心忡忡的慨叹。晋朝傅咸的《蜉蝣赋》，承续蜉蝣“不识晦朔，无意春秋；取足一日，尚又何求”的话头，仍是抒发人生短促的忧愁。宋代苏轼《前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将人类生命在自然宇宙中的短暂和渺小，表现得沉郁顿挫，感慨遥深。
这种感慨在中国诗歌的璀璨天空中，如繁星闪烁，令人目不暇接：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屈原《离骚》）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咏怀·其六十二》）
长绳难系日，自古共悲辛。黄金高北斗，不惜买阳春。石火无留光，还如世中人。即事已如梦，后来我谁身。（李白《拟古十二首·其三》）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李白《将进酒》）
自然时光的无穷无尽，愈发映衬人生岁月如朝露般转瞬即逝。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诗句云：“人生直作百岁翁，亦是万古一瞬中。”面对这种与生俱来的窘迫压力，诸如儒家人生态度昂扬者，更多张扬“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思想，在充分珍惜和利用时光中提高人生的效率及价值。与此不同，不少偏向道家或随着年岁增长转向道家人生态度者，则从儒家编织的客观社会时间的罗网中挣脱出来，更多重视主观个体生命意识对时间的感受和体验。《庄子·齐物论》云：
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这是对那些被欲望和俗念困扰、终日陷入名利和外物之争者的讽刺，也是对他们终日忙碌、身心受到折磨状态的否定。《庄子·养生主》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在庄子看来，做善事不去贪图名声，做恶事不要触犯刑律，就像任督二脉遵从自然中正之路周流不息一样。这样可以保护自身、保全天性、不给父母留下忧患、赡养亲人，就可以终享天年。
于是，撇开世事的纷扰、摆脱名利的纷争、抛却历史的沉重、看破未来的虚幻，强调重视现实，着力把握住当下感性生活，成为许多人生存的常态选项。我们在相当多的传统诗词中，可以见到这一选项的音律和韵脚：
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陶渊明《游斜川》）
尔恐碧草晚，我畏朱颜移。愁看杨花飞，置酒正相宜。歌声送落日，舞影回清池。今夕不尽杯，留欢更邀谁？（李白《宴郑参卿山池》）
人生百年内，疾速如过隙。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白居易《咏怀》）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李商隐《过楚宫》）
当然，也有眼光高远博大者，虽然从广漠无垠的时空中见到人生苦短、繁华难久，但不是失望消沉、及时行乐，而是反其意而用之，拓展出别开生面的新境界。初唐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有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诗中的人生，已不是指一个个个体生命，而是指代代相传、难以穷尽的人类生命旅程。这就大大超越了对个体生命有限的抱憾和悲叹，而是转化为对世代相续的“大人生”的肯定和礼赞。其中尽管隐含怅惘和感慨，却充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透显出宽阔的胸襟和深沉的哲思。
说到超越具体时间，不能不提“烂柯忘归”的典故。南朝任昉《述异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均记载，樵夫王质入山伐木，遇几个童子弈棋，观棋片刻后欲回，发现木头斧柄朽烂，归乡时人间已历数代。这自然只是一个传说，但其所蕴含“山中一日，人间百年”的时间观念，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却激起无数浪花：
主人善止客，柯烂忘归年。（钱起《过瑞龙观道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两客争棋烂斧柯，一儿坏局君不呵。（黄庭坚《记梦》）
还家常恐难全璧，阅世深疑已烂柯。（陆游《东轩花时将过感怀》）
洞里仙人笑客痴，斧柯烂却忘归时。人间宇宙无穷事，只似山中一局棋。（张以宁《衢州咏烂柯山效宋体》）
凡此种种，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言“夫日回而月周，时不与人游”，表现了古代先贤对时间悠长的敬畏，对世道变迁的敏感，以及对人事难料的洞悉和担忧。
这种既超脱于自然时间、又迥异于人间实际时间的认识，或许可称之为主观相对论时间。它不同于客观时间，是人们的想象创造，在古代诗词中却不乏山鸣谷应的回响：“自是人间一周岁，何妨天上只黄昏”（崔涂《七夕》）；“洞里仙人方七日，千年已过几多时”（张联奎《七夕》）；“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李贺《梦天》）；“笙歌暂向花间尽，便是人间一万年”（曹唐《小游仙诗》）；“长空淡淡孤鸟没，万古销沉向此中”（杜牧《登乐游原》）……这些诗句中，蕴含着对自然时空亘古往复、永久运行的崇拜，以及对道家主张顺时而动、适可而止的认同，也寓意着人们希望忘却时间流逝和世俗纠纷的烦恼，追求心灵和精神的自由飞翔。
崇古与开新
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生命的一次性和生活的不可重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表明时间作为宇宙中单向行驶的标识，始终处于变化运动之中，也说明人生旅程乃至整个历史演进所持的是一次性船票，即过即逝、用过即废。我们把已经逝去的称作过去，尚未到来的称作未来，停留于当下的称作现在。
尽管时间从未片刻停留，当下转瞬成为过去、未来即刻变为现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部分。
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注重务实和现实人生。在对时间之轴的把握上，中国人一般不对未来作过度的驰想，而是更多注重脚踏实地，立足现实，镜鉴历史，努力做好当下，迎接美好未来。中华文化更信奉：不负昨日事，不枉今日景，才能走好明日路。这种对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关系的理解和实践，使中国人在着力做好现实的前提下，一方面珍视历史，认为“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另一方面又看重开新，相信“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崇古的思想，早在春秋晚期孔子垦拓中国文化原野时，便埋下生命力旺盛的种子。《论语·述而》篇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所说“好古”，主要指祖述尧舜周公，尊崇古代先王之道，表达他传承圣人经典而不妄自独创，笃信古道而好学不倦的态度和精神。显然，孔子的“述”和“作”，即他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关怀，或者说他对文化阐释的原则性要求，总体倾向于文化继承，倾向于尊重古人智慧。
这种崇“古”的倾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颇有势力。尤其每当人们对现实文化发展不满时，往往回眸过往，从历史中寻求矫正的路径。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唐代古文运动，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代复古思潮等，均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较大影响。至于日常俗谚如“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世道衰微，今非昔比”“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羲之书法晚乃善；庾信文章老更成”，以及古道热肠、老马识途等成语，都弥散着尊古的气息。
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有。（杜甫《可叹》）
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思入无伦。（王安石《扬子》）
收拾从来古锦囊，今知老将敌难当。（黄庭坚《将次施州先寄张十九使君》）
莫言诸葛成何事，万古忠言第一流。（胡安国《赤壁》）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
万古长不磨，云山并烟水。（赵公豫《廿四桥》）
这些信手拈来的诗句，无不透显出先贤对古时、古风、古人、古物的敬畏和推崇。
在崇古的同时，中华文化又十分注重开新。《诗经·大雅·文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学》指出，此句之意与《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尚书·康诰》“作新民”相联系。镂刻于商朝开国君主成汤浴盆之上的《盘铭》，以每天洗澡除垢保洁的日常之事，提醒自己每日以德润身，才能不断进步和兴旺。“作新民”指教育感化使人不断自新。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河南程氏遗书》）这种“日新”思想，是一种人生智慧，也是一种治国理念，它使中华文化具备与时俱进的可贵品格。
中国古代诗文创作，反映这种“日新”或曰“开新”思想的佳句，虽非卷帙浩繁，却也俯拾即是：“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新诗谁与传”（杜甫《因许八奉寄江宁旻上人》）；“旌幢独继家声外，竹帛新添国史中”（张籍《送李仆射愬赴镇凤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其中最为出类拔萃者，无疑要数清代赵翼《论诗五首》的前两首：
满眼生机转化钧，
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
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赵翼吟诗作文，强调“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反对人云亦云，陈陈相因。他以“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为喻，讽刺文坛抱残守缺的现象，在《读杜诗》中说：“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他标举独抒性灵、勇于创新的主张，与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杂诗》）一起，呼唤冲破死气沉沉的僵局，开创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局面。
崇古与开新，看似矛盾对立，实为事物相辅相成发展的两个方面。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实质是返本开新、推陈出新，即当下常说的守正创新。
中国文化里的时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话题，仿佛曲径通幽、逶迤延展，总是给人观赏惊喜的古代园林。以上漫步，只是游览部分景点，还有时间的秩序、时间的错置、时间的超越、桃花源时间等诸多佳境没有涉足，待他日再作探寻。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