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人文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当前，为进一步推动人文经济学研究走深走实，我们亟须直面文化和经济交融互动的理论主张何以建立在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基本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等相关前提性问题，深刻阐明这一重大创新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
马克思人文经济叙事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身全部理论展开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虽然没有使用过“人文经济”概念，但在其相关论述中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经济思想。马克思的人文经济思想也不是一经提出就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对国民经济学“对人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李嘉图的“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等观点进行了系统批判，并以扬弃异化劳动和类本质复归为叙事线索阐发了他的人文经济思想。马克思此时的人文经济思想有其深刻之处，并且这种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人文转向的立场和目标也体现在其后来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但由于受到费尔巴哈抽象人本学的制约，如马克思在《手稿》开篇认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从总体上看，他在这一阶段的人文经济思想依然是不太成熟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指认其经济学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从前的哲学信仰”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作为“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构成其科学阐发人文经济思想的哲学前提。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古典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弊端，也驳斥了赫斯等人本主义者所看见的只是“抽象的人”；不仅批判了持有“文化决定论”立场的“文化史”流派，也回击了忽视文化能动作用的“经济决定论”思潮。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剖析，提出诸如“某些使用价值在前后悬隔的不同文化时代里彼此间总是构成一个特殊变换价值的系列”“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等人文经济论断，深刻阐明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形态“漠视人”“敌视人”的现实根源、内在矛盾及其必将被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形态取代的演进趋势。
马克思的人文经济探索并未止步于《资本论》的写作，资本宰制人和文化是否是现代经济的一般规律、现代社会是否存在一种与资本逻辑规制的经济形态不同的新经济类型，是马克思晚年重点思考的问题。通过深入考察东方社会，马克思在该问题上给出了答案。从《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以及《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等文本来看，马克思将以资本为原则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并反对人们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表明，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开创一种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形态是可能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得出上述结论，是因为他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未“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
人文经济学当代出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
马克思的人文经济叙事为后继者提供了源头活水和探索方向，但由于人文经济在那个时代并未被创造出来，他的人文经济思想也没有系统化地呈现为人文经济学。“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文经济学的现实来源是人文经济实践而非相关理论文本，其当代出场也必然遵循从实践到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全球经济发展来看，当今时代，随着传统产业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深度布展，严重依赖实体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因达到空间和生态条件极限而不可避免地遭遇重大挑战，进而过往各种“商品输出”“资本输出”“空间转移”等危机缓解方式也因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逐渐失去效力。当前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产业转移使自身免受全球生态危机的影响，就是这些挑战的典型表现。在此情况下，是按照“物的逻辑”继续走老路，还是摆脱“物的逻辑”开拓新路，便成为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攸关的重大课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来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出一种可以破解当代全球经济发展困境的新经济类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非“理性经济人”财富积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而非单向度追求物质财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忽视自然界固有规律、坚持走建立在经济转型升级基础上的和平发展道路而非建立在对全球有限物质资源激烈争夺基础上的冲突对抗道路，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意味着兼顾人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强调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文化因素之于一个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各国经济协同发展具有强大引领作用的人文经济已经登上历史舞台。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当代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这要求我们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上升为中国之理，对人文经济学展开系统概括和深入阐释。由此可见，从全球经济发展遭遇百年变局到两个大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经济发展新实践的新表达，构成了人文经济学当代出场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
人文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统一
人文经济学虽然侧重于强调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人文价值、极高组织效能和更强的竞争力，但是它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矛盾。二者的内在统一关系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出发点的内在统一。自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始终以“理性经济人”“资源稀缺性”和“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原则为出发点，与之不同，人文经济学在出发点上实现了“三重置换”：以现实的“社会人”“文化人”置换抽象的“理性经济人”；以人文资源的丰富性传承性可再生性及其赋能其他资源几何级增长的特性置换传统的“资源稀缺性”；以人的多维需要和全面发展原则置换单维的“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原则。在人文经济学看来，“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这不仅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即“现实的个人”，而且与西方经济学主张的“经济人”划清了界限。“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这不仅赓续了历史唯物主义整体看待人类生产生活资源的理论观点，而且突破了西方经济学仅在物质层面理解资源的狭隘视域。“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不仅秉持了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的价值立场，而且与西方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存在原则差异。
其二，理论主张的内在统一。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主张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审视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历史演变和当代形态所得出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决定文化，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提升。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物质产品是人们的主要消费需求，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不够明显；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对经济的反作用也就清晰显现出来。人文经济学之所以更加强调文化对经济的引领赋能作用，就在于其立足新时代方位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作出了历史性把握。
其三，核心概念的内在统一。恩格斯认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人文经济学涉及的概念和术语很多，其中最核心、最具变革意味的有“人”“人文”“人文经济”等概念。人文经济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经济人假设”，主张“社会人”既是经济活动主体也是文化活动主体，从而实现“人”的概念从“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的转变。人文经济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整体理解“人文”，以系统性思维弥合“以人化文”与“以文化人”两种理解思路的分野，从而实现“人文”概念从“以人化文—以文化人—人与文化共生”的转变。人文经济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阐明这种关系在马克思所处时代主要表现为“文化经济化”即“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时期主要表现为“经济文化化”即文化本身成为标准化、可复制的商品，在当今时代则主要表现为“文化和经济融合化”，这就实现了“人文经济”概念从“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和经济融合化”的转变。
其四，基本原理的内在统一。正如马克思当年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阐释政治经济学原理一样，人文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一是广义商品二重性原理。人文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强调“‘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的多元性和整体性决定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广义性。二是生产力递进逻辑中的人文赋能原理。人文经济学以历史唯物主义把握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因素变迁，强调“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在当代以创新驱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人文精神、人文智慧、人文资源、人文价值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三是文化与经济交融的人文有机体原理。人文经济学坚持经济在根本上决定文化，同时认为任何经济活动都在一定的文化观念指导下展开，倡导将二者相互作用机制放置在人文有机体视域下整体理解。四是人文经济演进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原理。人文经济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人文经济演进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强调“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文经济发展意味着“物的逻辑”的衰退和“人的逻辑”的提升。
厘清人文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根基的重要意义
厘清人文经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根基，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有助于破除西方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制约和掣肘。随着人文经济学研究热情的不断高涨，西方以“人文”“文化”为旗帜的经济学愈发受到国内学界关注。在西方语境中，它们主要有三种类型：具有人文元素的西方古典经济学、西方文化产业经济学、西方当代人文经济学。西方古典经济学虽然具有一定的人文意蕴，但正如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样，这种人文意蕴是抽象的、非历史的，我们只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才能深刻把握人文经济学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差异。西方文化产业经济学虽然重视文化产业发展，但是它仅仅将文化看作是资本增殖的要素，这与人文经济学主张的“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存在本质区别。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解文化与经济关系的历史性，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文化产业经济学的窠臼，准确把握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在西方当代经济学中，尽管有的学者高呼“要让‘人文经济学’（Humanomics）来接管经济科学的发展”，但这种人文经济学所遵循的自由主义立场和主观主义逻辑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我们要以历史唯物主义拨开西方当代人文经济学的迷雾，避免将其与作为中国原创概念的人文经济学相混淆。
其次，有助于全面总结当代人文经济发展经验。人文经济学是当代人文经济实践的产物，依照历史唯物主义“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阐释进路，我们需要全面分析其实践样本。面向当代经济发展现实，以文化和经济是否比翼齐飞为线索，可以发现当前不仅存在文化和经济“双强”的地区，还存在文化和经济“单强”、文化和经济“双不强”的地区。基于此，我们要对相关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的成因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结构性、系统性分析，立体呈现当代人文经济发展的经验图谱。
最后，有助于把握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原则。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此意义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基的人文经济学必然蕴含如下实践原则：现实性原则。各个地区要从自身经济现状和文化特色出发，因地制宜发展适合自身的人文经济，既不能盲目冒进，也不能照搬照抄。整体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同构成，要整体挖掘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不能只重视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辩证性原则。既要看到文化对经济的强大引领作用，防止陷入“经济决定论”；也要注重经济对文化的根本支撑作用，防止陷入“文化决定论”。历史性原则。当前一些地区可能尚不具备驶入人文经济快车道的条件，但是其不能以此为理由长期回避人文经济发展问题，而是要深刻认识到，“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人文经济“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桑明旭，系苏州大学人文经济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哲学系特聘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