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先生
杨宽（1914—2005），字宽正，上海青浦人，是我国先秦史研究的代表学者。杨宽治学涉猎广泛、严谨扎实、思虑精深，除了大家熟知的战国史，还在春秋史、西周史建树甚多，并对中国古史神话、古代冶铁记述、古代都城制度、陵寝制度做过系统梳理，是当之无愧的古史大家。杨宽一生研究涉及诸多领域，有令人瞩目的贡献，但很多领域的成绩并没有受到重视。这里主要介绍杨宽在先秦历史地理研究上的贡献。
一、参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地图
《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是解放以后，史学界一项重要学术工程。《图集》第一册“夏、商、西周、春秋、战国”部分就是在杨宽主持下编绘完成的。
1955年，谭其骧受命开始《图集》的编绘工作（时称“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直至1966年工作停顿。1969年，编绘工作重新启动。1970年5月杨宽被从“五七干校”借调至复旦大学《图集》编绘小组，便与此有关。当时之所以调杨宽入组，是因为先秦地图的绘制工作尚未开展。从一些资料来看，最初先秦地图是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负责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工作没有启动，最后只能由复旦大学承担。复旦大学先秦史研究力量较为薄弱，放眼当时的上海，杨宽无疑最合适。他不仅是当时先秦史研究的重量级学者，还绘制过战国地图，曾做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想必正是这些原因，促成杨宽加入编绘《图集》的队伍。
当杨宽前来《图集》编绘小组报到时，面对的是“白手起家”的局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不到一年先秦地图的编绘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杨宽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先秦地图的编绘，主要借用了清代学者的地理考证成果。不过，杨宽并非全部照搬清人研究。他有一篇《西周列国考》值得注意。文章以词条的形式，排列了西周170余国家和部族。每一个词条首先列出地理方位，再排列国名、部族名在古文献中出现的情况，并对地理方位进行考证。就词条的体例而言，与《图集》释文完全一致。文章条目和结论与《图集》也基本一致。毫无疑问，这篇文章的来源就是杨宽为编绘西周地图所作的地名释文。考虑到《图集》释文大多没有公开出版，这篇文章更显得难能可贵。目前收藏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图集》释文并没有先秦部分。有理由相信《图集》先秦释文一直保存在杨宽手中，至于这部分释文为什么没有与其他释文一并保存，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问题。
杨宽公开发表《图集》西周释文，应与《图集》先秦地图的编绘特点有关。杨宽编绘先秦地图主要借鉴清人考证成果，但清人先秦地理考证主要围绕《春秋》《左传》《战国策》三部书中的地名展开，并不涉及西周地名。这就使得杨宽必须从古文献入手，逐一考订西周各国、部族的方位，这部分释文由此意义重大，故将其单独发表。至于杨宽为《图集》夏、商地图所作释文，目前尚无发表记录。不过夏商地名较少，而且相当一部分地名得自商代甲骨文。杨宽《自传》提到，商代甲骨文地名考释较多地利用了王国维、郭沫若、林泰辅、董作宾、陈梦家的考释成果。对于这些考释成果，杨宽并非全盘接受，而是一一核对是否可信。例如当时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杨宽称“我们比较了两种说法（指陈梦家和李学勤——笔者按），认为李学勤这个考证是不足取的，因而没有采用”。
至于夏代地图，在1974年出版的内部版《图集》，只定性质为传说地图，作为商代地图的附图。不过1982年《图集》正式出版，夏代地图却独立成为《夏时期全图》。按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钱林书的回忆，最早提出改绘独立夏代地图的正是杨宽，大约在1979年前后。这或许与当时考古学界的“探索夏文化”热潮有关。1977年11月28日，国家文物局召开“河南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共吸引了32家考古单位110位专家前来参会。这场会议引发了二里头遗址性质的大讨论，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在随后的几年内，各方学者纷纷加入论战，成为当时考古学界最为热门的话题。杨宽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主持过考古发掘，这使他养成了在学术研究中广泛使用考古资料，并时刻追踪考古学发展动态的习惯。考古学界这场大讨论显然对他有所影响。在阅读考古学界各方论战文章的过程中，杨宽应该意识到二里头遗址与夏王朝有关，所以提出把所有二里头文化遗址从《图集》“原始社会”图组摘出，与原来《传说中的夏》地图合并，重新绘制夏代地图。稳妥起见，谭其骧让钱林书写信征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意见。然而回复的结果，是考古所明确反对夏代独立成图，希望维持内部版的原貌。按照道理来讲，既然考古所反对，那么改绘夏代地图的想法自然可以打消了。然而杨宽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在1982年正式出版的《图集》第一册，《夏时期全图》应运而生。从杨宽提出改绘夏代地图，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而在这四十年中，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逐渐成为考古学界的主流意见。假如没有杨宽当年的坚持，恐怕正式出版的《图集》第一册将很快落后于学术发展潮流。
杨宽著作集
二、关于先秦历史地理的重要见解
杨宽在先秦历史地理上先后提出很多重要见解，这些认识对于先秦历史地理研究，乃至先秦史研究具有较大影响。下面举例予以说明：
1. 对商代别都制度的研究
1984年杨宽写作的《商代的别都制度》，源于20世纪上半叶的商代考古发现。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河南郑州的郑州商城被考古学界分别认定为晚商和早商的都城，然而传世文献记载商代早期、晚期的都城分别是商丘和朝歌，文献与考古发现之间的分歧如何解释？杨宽似乎受西周建都丰镐、洛邑的启发，提出郑州商城、朝歌分别是商代早期、晚期的别都。杨宽这一提法非常新颖。不过，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揭示出商丘不在商早期考古文化分布范围内，淇县朝歌镇晚商文化遗存规模甚小，远远达不到都城的规模，两者都不可能是商代都城。目前看来传世文献对商代都城的记载不甚可靠。不过杨宽的商代别都观点还是对后来的商史研究产生影响。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市首阳山镇发现偃师商城，也是都邑级别的城址。由于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时代接近，两者之间的关系引发争论。目前学界主流意见乃是把郑州商城视为正式都城，而偃师商城则属于副都、辅都。这种解释模式显然源于杨宽“商代别都理论”，说明这一理论仍然具有生命力。
2. 对西周封国地理分布格局的研究
封国制度是西周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西周封国在地理分布上是否存在特征？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多从镇抚征服地区的视角解释西周封国，没有提出更为具体的思考。只有钱穆《国史大纲》总结两点看法（沿黄河—济水，汉水—淮水分布；用封国包围宋国）。1990年杨宽发表《论西周初期的分封制》，系统论述了西周封国的地理分布特征。文章认为西周存在一个异姓封国环绕同姓封国的圈层格局，这是一个血缘和地缘相结合的严整体系。杨宽还对西周封国进行分区，划分为东（山东）、北（河北）、南（豫南、淮北）三个区域。这是学术史上第一次对西周封国进行地理区域的划分。杨宽还提到西周出于防范宋国，利用封国予以监视，从而出现一个围绕宋国的封国包围圈，这一认识显然受钱穆的影响。
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圈层结构；东、北、南三区划分；围绕宋国的封国包围圈可以视为杨宽对西周封国地理特征的三大归纳。不过遗憾的是，在此之后，虽然西周政治地理一度成为学术热点，但主要关注“王畿—四土”的王朝政治地理结构，封国地理并不在考察视野之内。这一局面直到于薇《徙封：西周封国政治地理的结构——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的出版才有所改观。于薇延续了杨宽封国分区的研究思路，采用了与杨宽一致的区域划分方案。相较于杨宽的只划区，于薇进一步解释了三区封国政治功能的差异。于薇也关注到同姓封国与异姓封国的差异，不过她的分析更多着眼于经济、交通，并没有延续杨宽“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理解模式。
杨宽提出西周封国“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理解模式，仍然值得注意。笔者分析汉初封国体系，发现吕后、文帝时期存在一种将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封国布局理念。具体而言，就是地理空间上利用血缘关系亲近之诸侯王国屏蔽血缘关系疏远之诸侯王国的态势，这就是汉人所说的“以亲制疏”。笔者曾经指出，汉初封国体制乃效仿“周制”（《东郡之置与汉初关东控御政策》，《历史研究》2021年第4期）。汉初“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封国空间排列体系与杨宽揭示的西周初年封国空间排列体系惊人相似，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3. 春秋战国郡县制与分封制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文明国家形态的重要转型期。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国家形态由以血缘为主的封国制转变为以地缘为主的郡县制。因杨宽主攻战国史，郡县制的产生与发展一直是他关注的议题。
“县”最早见于春秋文献。清人普遍认为作为君主直辖行政机构的县制在春秋时代就已产生。顾颉刚认为春秋时代晋国的县是私邑，只有楚国之县才由君主直辖，战国县制的源头在楚国。然而，之后日本学者指出楚国的县与晋国的县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依然带有很强的私属性。“文革”结束以后，中日逐渐恢复正常学术交流。杨宽接触到日本学者的看法，在《春秋时代楚国县制的性质问题》介绍了日本学者的观点，但仍然强调楚县的特殊性（设置于边境，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倾向于楚县由国君直接支配，显然仍在维护顾颉刚的看法。不过，正如日本学者增渊龙夫所说，春秋时代的县同时兼具私邑和公邑两种不可分的性质，“如果前者较强的话，那么该邑的大夫领邑化即私邑化倾向浓厚；而如果后者较强的话，那么大夫作为地方官的性格就显得更加强烈”。（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347页）杨宽的分析只是强调楚县“公”的面向，并没有超越日本学者的解释模式。
关于郡制，杨宽研究的主要成绩在于战国郡目考订，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地增订，最终梳理出战国郡目60个（其中秦郡36个，齐国无郡）。杨宽梳理的战国郡目一直是战国郡制研究的重要参考。21世纪以来，大量出土文献的发现，提供了检验杨宽郡目研究的重要资料。当年杨宽根据江西省遂川县出土秦国“临汾守”戈，推测临汾守即河东郡守，临汾是河东郡治所。在2001年公布的张家山汉简《秩律》中，河东郡行政级别最高的县就是临汾县（长官禄秩八百石），说明直到汉初临汾县依然是河东郡治所，验证了杨宽的判断。当然，一些杨宽考订的郡目也被出土文献证伪。例如杨宽曾根据赵国兵器铭文“安平守”推断赵国置安平郡，近年随着带有“某某守”的三晋兵器铭文陆续发现，大家意识到这些“守”其实是县守，这样一来所谓“安平郡”就失去了依据。即便如此，杨宽的战国郡目研究依然是今日学者研究的基点，其首创之功，不容忽视。
自1979年增订《战国史》开始，杨宽又对战国封君进行梳理。至1997年再次增订《战国史》共梳理战国封君137个。（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677—684页）其实杨宽这个工作也与编绘《图集》有关，是在内部版《图集》出版后，为正式版征求修改意见时开始启动的。据正式版《图集》第一册“编例”，战国地图的封君封地标绘即基于杨宽的封君研究。也是在梳理战国封君的过程中，杨宽对战国秦汉分封制产生了新的想法。
传统观点认为，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废除了分封制。而杨宽认为秦始皇统一之后，仍然存在分封制。其主要依据是，秦统一以后存在数量庞大的列侯，这些列侯依然拥有封地，战国秦汉时期分封制从未间断。与此同时，杨宽指出西周分封制度发展到战国时期，性质发生了变化，封君不再拥有封地的所有权与治民权，而仅食租税，这种新型分封制度延续至秦汉时期。不过，这样的解释仍有缺陷。倘若分封制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还能称为“分封制”吗？没有封地所有权与治民权的秦代列侯，与秦始皇废封建的传统认识存在冲突吗？柳春藩就此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仅食封地租税，而不治民的封君不属于分封制，而应以“食邑制”称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就是食邑制逐渐取代分封制。秦代只存在食邑制，而无分封制，传统有关秦始皇废封建的认识并无问题。相较而言，柳春藩的说法更切合实际。分封制的核心就在于受封者是封地的实际君主，拥有封地的所有权，要到封地治民。若不具备上述特征，那就不能称之为分封，而是一种全新制度。杨宽将两者混为一谈，从而产生秦代仍有分封制的误解。
虽然柳春藩把“分封制”与“食邑制”相区别，但是对战国历史发展的认识其实与杨宽并无根本上的区别，因为二人都认为战国时期分封制度已经被食租税的新制度取代。而根据笔者最近的研究，战国时代分封制依然存在，乃与新产生的食邑制并存，两种制度并非前后取代的关系。分封制与食邑制双轨并存的局面其实一直延续到西汉初年，只有在秦统一的十余年内仅存食邑制（《汉初侯国制度创立新论》，《历史研究》2023年第2期）。这一面向的揭示，有助于重新理解战国秦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时期分封制的发展历程。
杨宽著作外译本
三、战国历史地理考证
上一节列举杨宽提出的三项先秦历史地理见解都比较宏观。除此以外，杨宽还有一些关于战国史的具体历史地理问题考证。这里试举三例予以说明：
战国时期各国疆域变化剧烈。虽然清代舆地之学较为兴盛，但有关战国地理的考证成果非常有限，仅有几种战国疆域地图，不仅描绘简单，还缺乏明确时代，对战国七雄以外的国家也关注不够。民国时期的钟凤年曾致力战国地理考证，但所列计划大多没有完成。杨宽以战国史为主攻方向，十分重视对战国诸国疆域的考证，在初版《战国史》中便有专章介绍20个国家的疆域。1957年再版《战国史》又增绘《战国时代初期形势图》。这幅地图最显著的特征是具有明确的年代——公元前350年。这是学术史上第一幅带有明确年代的历史地图。民国以前的历史地图并没有明确年代的意识，往往是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疆域政区混合于一幅地图。谭其骧着手编绘《图集》时便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历史地图应具有“标准年”。这一想法大约在1956年提出，而杨宽在1957年绘制出学术史上第一幅带有“标准年”的历史地图集，这之间的关联引人思考。笔者推测杨宽绘制带有“标准年”的战国地图，应该是受到谭其骧的影响，乃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历史地图绘制理念绘制战国地图。由于“标准年”的确定，就不能仅根据史书中的一条记载来判定某国疆域，而必须按照年代排定各国疆域演变过程，这背后付出的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杨宽无疑把战国地图绘制精度，以及战国疆域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当杨宽参与编绘《图集》工作，把公元前350年作为《图集》战国地图的“标准年”，就不足为奇了。而参与编绘《图集》所得经验，又反过来推进了杨宽战国地理研究的精度和战国地图绘制的质量。1979年杨宽再次增订《战国史》，所附《战国时代初期形势图》无论是地图编绘体例，还是地名数量，以及疆域标绘的细致程度，均较初版《战国史》有巨大飞跃，并且还增加了一幅《战国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图》的局部放大图。修订后的《战国史》所描述的各国疆域增加到25国，另增加周边少数部族分布和势力范围，研究理念和认识深度都有显著提升。
《图集》战国地图、《战国史》附图代表了当时战国地图绘制的最高水准，其对学术界的影响长达30年。直至本世纪初，才陆续有学者（如吴良宝、李晓杰、朱本军）致力于战国地理研究，局部修正《战国史》及《图集》的认识。这些研究都以绘制具有“标准年”的战国地图入手，再结合地图分析各国疆域变迁，其研究思路仍然延续自杨宽。
2. 对魏国沟通东部、西部领土方式的认识
战国时期的魏国有两块主要领土，分别位于今山西省西南部、河南省中部，两块领土如何连接是战国地理研究的重要问题。民国学者钟凤年认为魏国是通过上党地区的沁水流域沟通两块领土。杨宽也认为魏国借助上党地区沟通两块领土，但主要凭借上党北部地区连接。杨宽编绘的《图集》和《战国史》附图即按照这种理解标绘魏国疆域。但如此标绘的魏国，疆域如同“哑铃”一般，从地理形势来看，非常不合理。后来《中国史稿地图集》、吴良宝、李晓杰等学者都提出了修订意见，但这些意见同样认为魏国是借助上党地区沟通两块领土，只是具体路线不同。直到最近，朱本军将学界视野拉出上党地区，认为魏国是通过山西省南部的“轵关陉”（垣曲盆地）沟通两块领土，“轵关陉”也是韩国沟通河南领土与河东旧土的交通通道，属于魏国、韩国“共有通道”。后来，高江涛又利用丰富的考古资料，论证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春秋时期，轵关陉一直是沟通洛阳盆地与晋南的交通主干道。特别是春秋时期，晋国东出河内，南下河南都利用了这条交通路线。继承晋国而来的魏国、韩国，沟通河东旧都，利用这条道路也顺理成章。
秦王政五年，秦国夺取魏国黄河南岸领土置东郡。以往认为东郡不过是秦国对外兼并的阶段性结果，然而杨宽却注意到东郡设置后，秦国领土实现对关东六国的分割，动摇了关东六国合纵地理基础，还形成对韩、魏、赵的分割包围，更对原本不与秦国接壤的齐国产生巨大震慑。从初版《战国史》提出这一看法后，杨宽后来又在《吕不韦和〈吕氏春秋〉新评》《战国史（增订本）》不断对这一看法进行补充论证。不过，杨宽的这一发现长期没有受到学界重视。最近，孙闻博和笔者延续杨宽上述想法对秦统一战争进程又作进一步研究，基本验证了杨宽的判断。笔者还指出，东郡的特殊地缘价值，直到西汉初年仍发挥影响。张家山汉简《秩律》显示，吕后、文帝一直依靠东郡震慑齐国，阻断关东各国合纵地理基础，对赵国、梁国形成包围态势，实际是对秦灭六国地缘政治经验的借鉴。笔者甚至认为，东郡是解读战国秦汉之际“东西对立”政治地理格局的“钥匙”，可以为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
《战国史》书影
结语
长期以来，我们把杨宽视为一位先秦史学者、战国史专家，有时也会提及他在冶铁史、都城史、陵寝制度史上的学术贡献，往往忽略他在历史地理研究上取得的成就。通过本文的梳理与发掘，笔者认为杨宽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先秦历史地理研究学者。未来撰写先秦历史地理研究学术史，杨宽应有一席之地。
梳理杨宽的先秦历史地理研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他一系列重要见解的提出，都在编绘《图集》之后。显然编绘《图集》的经历促发他对先秦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的思考，由此实现学术转型，逐渐步入先秦历史地理研究行列。虽然杨宽在编绘《图集》之前，已有成体系的战国地理考证，但编绘《图集》的经历，使他继续完善已有思考。例如杨宽在1979年修订《战国史》时，特别增加了“少数部族的分布”一节。谭其骧主持编绘《图集》尤为反对以往历史地图只关注中原王朝而忽视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做法，强调要把少数民族政权疆域与中原王朝疆域放在同等地位来处理。杨宽后来对战国时期少数部族分布的关注，显然与编绘《图集》的经历有关。又如编绘《图集》后，杨宽对秦国东郡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缘价值又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而在1997年增订的《战国史》中，增加了12幅历史地图，使得历史地图的广泛使用，以及从空间视角分析战国史事成为《战国史（增订本）》的一大特色。
《图集》的编绘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发展进程中的一件重要事件。持续几十年的编绘工作，先后百余人的参与，锻炼形成了一支稳固的历史地理研究队伍，扩大了历史地理学的影响，直接促成历史地理学科的建立，以及各大高校历史地理教学的开展。出于编绘《图集》的需要，很多领域（边疆史、民族史、考古学、测绘学、地理学）的专业人才被抽调至绘图队伍，也促成了这些学者的学术转型。在这场学术盛事中，杨宽受时代推动，参与其中，使得《图集》先秦地图编绘工作摆脱僵局，在短时间内做出高质量的成果，可谓《图集》编绘的一大幸事。而杨宽深受《图集》编绘集体的影响，对一系列先秦历史地理议题提出重要见解，萌生了通过地理看待历史发展的学术自觉，甚至开辟了古代都城史研究这一全新学术领域。杨宽因编绘《图集》在晚年实现了一次学术研究的重要转型，这又何尝不是他的幸事？
来源: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