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昆仑山为“天柱”之说，渊源于战国秦汉之际的天文观测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宇宙模型构建成果，与“天中”“地中”等中国古代天文学概念密切相关，（关增建《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地中概念》）也是盖天说宇宙模型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充分认识战国秦汉之际的昆仑山天柱说，当有助于评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之可能性。
“昆仑山，天中柱也”
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之末论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虽然太史公明言因为张骞出使西域后得到的地理新知，已证伪了《禹本纪》中对昆仑山的描述，故“不敢言”《禹本纪》《山海经》中的“怪物”，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汉武帝之前某派学说对于昆仑山的认识。多数学者关注其中高度数字，以为是亲至测量之结果，其实“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背后之含义可能更为重要。
对于上引司马迁之言，梁玉绳（1745-1819）《史记志疑》有评论：“案《困学纪闻》十云：‘《三礼义宗》引《禹受地记》、王逸注《离骚》引《禹大传》，岂即太史公所谓《禹本纪》者欤？’余因考郭璞《山海经注》，亦引《禹大传》……疑皆一书而异其篇目耳。古言昆仑非一处，《禹本纪》所言是《山海经》海外之昆仑，非河源所出。‘日月相避、隐为光明’类释氏须弥山之说，未免诞妄……”
从梁氏的考证可得出以下四点结论：1、司马迁所引《禹本纪》很可能是产生于战国秦汉之际而今已佚失的古书，因为至晋代郭璞仍有不少学者引用它为同时代的文献作注；2、《禹本纪》与《山海经》类似，对海内外事物的描述甚为荒诞；3、其所谓之昆仑并不是指后世“河源所出”之昆仑；4、该昆仑有与佛教须弥山相似之性质。第4点是梁氏重要的洞见，因为他揭示出《禹本纪》之昆仑山与佛教的须弥山一样，是日月围绕运行的宇宙中心，而且能遮挡日月之光以解释昼夜交替现象（原文“相”字之所指），而这正是后来《周髀算经》盖天宇宙模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昆仑为天中或地中，亦即宇宙中心，《禹本纪》虽未明言，但也有不少资料记载。如西汉初《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晋张华《博物志》卷一引《河图括地象》曰：“地南北三亿三万五千五百里。地祇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广万里，高万一千里，神物之所生，圣人仙人之所集也。出五色云气、五色流水，其白水南流入中国，名曰河也。其山中应于天，最居中。”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昆仑山条”引《龙鱼河图》曰：“昆仑山，天中柱也。”又引《水经》曰：“昆仑墟在西北，去嵩五万里，地之中也，其高万一千里。”又引《葛仙公传》曰：“昆仑，一曰玄圃、一曰积石瑶房一曰阆风台、一曰华盖、一曰天柱，皆仙人所居也。”唐李淳风《乙巳占》引《图纬降象河图》云：“天中，极星；下属地中，昆仑之虚。”这些大多为东汉以前的资料说明，秦汉间以昆仑山为地中之天柱，上与天之中心相对应。古人从昆仑山天地之中的特殊性质联想引申到该处是圣人、仙人居所，不足为怪；最值得注意的反而是昆仑山的高度宽广等数字，言之凿凿却又言人人殊。其实，这是天文家们运用数学为构建宇宙模型而设置推算的一个数字。正如现代的光速常数，是经历一系列实验和计算才确定其精确值。作为天柱的昆仑山之高度，也须配合其他天文现象或观测进行调整，而非当时有人亲至昆仑山实测其高。这种数理假设推算的传统，也体现在盖天说经典文献《周髀算经》当中。
《周髀算经》“北极璇玑”与昆仑天柱
现代中国人都知道勾股定理，这一定理最早便出自《周髀算经》（据钱宝琮先生考证，约成书于公元前100年）。该书开篇即述周公问商高关于伏羲氏“立周天历度”的故事，商高便道出须先知晓第一定理——勾股定理。之后则是通过陈子答荣方问，描述出整个盖天宇宙模型。这个宇宙模型以若干些基本设定为前提，以立表测影数据为重要基础，运用勾股定理解直角三角形等数学方法推导构建而成，被认为是一套自洽的公理化体系。所谓“髀”就是比较原始的用来测影的表，又首篇托名周公，故称“周髀”。
根据江晓原先生的研究，《周髀》所述盖天宇宙模型的基本格局是：“天与地为平行平面，在北极下的大地上矗立着高60000里、底面直径为23000里的上尖下粗的‘璇玑’。”我们只要看一眼联合国标志就相当明了，那是一幅以地球北极点为圆心的极投影世界地图（图一）。《周髀》盖天说就认为人在那样一片圆形的平面大地上生活，但“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沲四隤而下”的“极下璇玑”除外；而天则是离地8万里、与地面平行且相似的圆形平面，但天北极与极下璇玑形似而隆起之处除外。即书中所谓“天象盖笠，地法覆槃（盘）”（图二）。日月星辰就在天平面上每天旋转一周，以此解释昼夜交替现象；同时又构建出“七衡图”（图三），以解释一年之内日出日落方位现象。
图一 联合国标志
图二 斗笠
图三 明万历间《秘册汇函》本《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图”。注意“春秋分日出/入”标示错误，应标在第四圈（即中衡）两旁；内衡两旁之“春分”“秋分”亦为衍文
“七衡”以北极为圆心，每一衡表示太阳在十二中气日的运行轨道。《周髀》定观测点周地（洛阳或后世亦视为“地中”的登封告成“周公测景台”）是距北极10.3万里之处，而人眼所能看到的日月星辰的范围（同时也是这些天体的光照范围）是16.7万里。因此在一天之中，当北极—周地—太阳连成一线之时，太阳离周地最近，是周地正午；半天之后，太阳—北极—周地连成一线，太阳离周地最远，远超人眼所及，是周地午夜。夏至日时，太阳在半径11.9万里的内衡（离北极圆心最近的圆）一天绕一周，北极璇玑附近始终在光照范围之内，所以全天都能见到太阳，现代科学称之为极昼现象。故赵爽注《周髀》“北极之左右，物有朝生暮获”云：“北极之下，从春分至秋分为昼，从秋分至春分为夜。”
从上可知，《周髀》盖天模型以北极为天中或地中，并通过光照有限假设和太阳周年运动（实际上是地球绕日公转）的七衡模型，成功解释了昼夜四季寒暑交替现象。该模型中高6万里的“北极璇玑”，和昆仑山作为天中之柱的性质极为相似。不过，这个“北极璇玑”在整个模型中并不是必需的，因为昼夜交替并不是太阳绕到北极璇玑后面人们看不见了（即前述“日月相避、隐为光明”），而是因为光照有限而太阳距人有远近之异。而且，北极璇玑虽高6万里，但离天仍有2万里的距离，故称为“天柱”亦名不副实。正如关增建先生所指出，依据《周髀》所述盖天说的理论，“得不出地中处‘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的结论，所以，‘其地最高’的说法，有可能是受昆仑山地中说影响的结果。”质言之，昆仑山天中柱即《周髀》盖天模型中北极璇玑之前身。
“天柱折、地维绝”
事实上，将昆仑山天柱说与《周髀》盖天模型相联系的学者，最早当属嘉定人钱塘（1735-1790），他少时与乾嘉考据大师钱大昕（1728-1804）相与共学切磋，于律吕推步尤有神解。《淮南子天文训》载有这样一则神话传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钱塘的《淮南天文训补注》对此有相当精彩的评论，尤显卓识：
事见《列子》“汤问”篇，古盖天之说也。祖暅《天文录》云：“古人言天地之形者有三，一曰浑天、二曰盖天、三曰宣夜。……盖天之说又有三体：一云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一云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一云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南高北下，即东南高、西北下也。《禹所受地说书》曰：“昆仑东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河图括地象》曰：“地部之位起形高大者有昆仑山，其山中应于天，居最中，八十一域布绕之，中国东南隅，居其一分。”此亦盖天之说。然则中国地西北高、东南下，盖天即以天为东南高、西北下，地又西北高东南下，于是以天之西北为倾、地之东南为不足。杨烱《浑天赋》曰：“有为盖天之说者，曰：‘天则西北既倾而三光北转；地则东南不足而万穴东流。’”其明证也。古言天虽有三家，太初以后始用浑天，其前皆盖天也。《淮南》亦主盖天，故特载其说。
钱塘所引南北朝祖暅《天文录》中的材料十分重要，见于《太平御览·天部》及明陈文耀《天中记》诸书。简单来说，钱氏对共工怒触不周山神话的解释就是：因地球绕地轴自转而中国位于北半球，故人们面向地轴所指之北极（或北极星），可见日月星辰每日绕北极东升西落，从而产生众星向西北沉没的错觉，是为“天倾西北”；中国大陆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是为“地不满东南”。造成两种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共工怒触不周山，使连接天与地的昆仑天柱折断，天和地分别向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倾斜。这也是盖天家其中一派“欹盖派”的主张，他们认为“天如欹车盖，南高北下”。
“天形如笠，中央高而四边下”，无疑是《周髀算经》中的描述，可称为“笠盖派”。至于还有一派主张“天如车盖，游乎八极之中”，似乎与前述昆仑天中柱说有相合之处，因为车盖形如伞与地面平行，昆仑天柱如伞柄一样在天地中央支撑着圆形的天，地则很可能是与圆天同心的正方形，象车舆以符“天圆地方”之说（图四），这也正能解释前揭《艺文类聚》引《葛仙公传》“昆仑一曰华盖”这一异名，我现在不妨称之为“车盖派”。总而言之，钱塘最后总结昆仑山与欹盖派之间的关系道：“盖天家见中国之山唯此最高，用为地中，以应辰极，故曰‘天如欹车盖’”。
图四 南宋马和之《诗经图》（《唐风·羔裘》局部）所见车盖
不过，钱塘也混淆了欹盖派和车盖派的主张，误认为前者也有地中。因为欹盖派认为天和地两平面都是倾斜的，不似其他两派那样天地平行且同心，所以该派的宇宙模型并没有所谓天中或地中的概念。
因此，从欹盖派盖天说到笠盖派盖天说有一个兴替代谢的过程，关增建先生亦谓《周髀》盖天说的地中概念，“是对先秦昆仑山地中说的扬弃”。综合上述前人时贤的意见，我试将昆仑山天柱说与盖天宇宙模型发展形成的时序整理如下：
1、迟至列子所处的战国前期，欹盖派学说已经形成，结合日月星辰绕北极东（北）升西（北）落和中国大陆西北高东南低两种自然现象，提出它们都是传说中共工怒触不周山使天柱折断的结果，其宇宙模型中的天和地都是倾斜且不平行的。
2、大约与欹盖派学说形成的同时或稍后，车盖派盖天说形成，该说与欹盖派一样，将天柱与地理上西北高山昆仑相联系等同，但将天和地修正为两个平行平面，并确定昆仑天柱为地中或天中。基于此，当时的昆仑被赋予了极为神圣的含义，被想象为天帝之居所。由此也出现了与《禹本纪》类似的记载昆仑尺寸数据与性质的准天文地理著作，当中的一些片断也藉由纬书的记载流传至后世。而以此为基础的西游昆仑仙境为主题的玄想著作也相继勃兴，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离骚》等等。
3、战国后期至汉初，随着天文地理知识的增进，车盖派的昆仑天柱说被证伪，笠盖派兴起，地中被改置于极下璇玑，取代了之前的昆仑天柱，最终被整理综合成《周髀算经》传世。然而，这就动摇了昆仑作为天柱地中的神圣根基，《禹本纪》《山海经》等建基于上一代昆仑知识的文本被司马迁和汉儒们视为荒诞不经。
基于上述昆仑天柱说在战国秦汉之际的兴衰史，我们不妨假设秦始皇将欲遣使往昆仑采药，推测其可能的情况。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吸收了邹衍学派“五德终始”学说，尚水德证明其合法性。而外号“谈天衍”的邹衍正是“大九州”提出者，他认为中国一地只是大九州里面位于东南隅的一州（亦见于前揭钱塘引《河图括地象》），名赤县神州。根据这一理论可知，大九州的中心位于中国西北，显然受到昆仑山天柱地中说的影响。因此，秦始皇若要遣使昆仑，最有可能是出于邹衍学派学者的建议。不过，按前述昆仑山天中柱之性质，其神圣地位固然超过域内名山，就连前往求药的东海三神山恐怕亦难以望其项背。以当时人的思维考虑，前往所谓“昆仑”并非某座现实中的山，而是前往天地之中、天帝之所，能够前往本身就是始皇受命于天的明证，在该处获取长生之药，只是余事而已。以秦始皇之力，连往东海求药尚有数千童男童女，遣使前往更加神圣的昆仑则相当于前现代时期探索北极，却不见有史书记载事前如何讨论准备，近于秘而不宣，故人员规模必定极少。这种行事方式上的巨大反差，不得不使人对秦始皇使五大夫翳“采药昆仑”的真实性产生极大怀疑。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秦使者的角度出发，设想他若到达了他所认为的“昆仑”，就相当于他已到达了天与地之中央，一如现在我们到达北极点或南极点。如果还有机会在该处刻石纪念的话，那么我想他一定会在“天中”“地中”“天中柱”“天柱”等指示昆仑山天中柱性质的关键词中挑选一个或几个冠于昆仑之上，并且会在表述中难掩自身达成此伟大成就的兴奋之情。反观“采药昆仑石刻”，行文平淡如水，昆仑山似与一般的山无异。此与当时人视昆仑山为地中天柱之思想极不合，亦为另一大疑点。
来源: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