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大海风》的创作野心是很大的。作者赵德发通过讲述一个典型的现代中国故事，将充满自信力的文化精神熔铸成为一个崭新的民族寓言。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年轻或更年轻一代的读者而言，《大海风》的出版，将为他们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提供新的蓝本。
作品的核心是胶东渔民“邢昭衍”买船的故事，乍看之下，它似乎跟“骆驼祥子”买车、“李顺大”造屋等故事一脉相承。但与土地、房屋、牲畜、纺纱机、人力车等生产生活资料不同，“船”——尤其是“刑昭衍”想买的那种现代化的火轮船——在传统中国故事中并不常见。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对这种海上的庞然大物有了欲望？以及，这一主要以“坚船利炮”的侵略者面目出现的形象，如何化身成为中国自身现代化叙事的主角？赵德发对这些问题出现的语境是熟悉的，因为长期以来，这位致力于书写农村故事的作家从未放弃过对曾经的贫穷落后的反思。但以近现代航运史为题材，直面西方海上殖民霸权百余年来的挑战，这对作家本人而言，却是一个新奇的挑战。毕竟，买一艘海船，与买一辆人力三轮车相比，中间跨越的岂止是一个时代。
一开始，“邢昭衍”想拥有的是跟父辈一样的木帆船。大海在渔民眼中，跟土地在农民眼中一样，不过是提供生存资源的自然。渔民们给没有疆界的海域划分界线，遵循约定俗成的民间法原则向自然谋利。同时，渔民们也积极攒地，希求以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抵挡渔业的高风险。在这部分故事里，作品成功塑造了几位鲜活的老一辈中国“农-渔”人形象——比如，主人公的父亲“邢泰稔”，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作者以不凡的笔力继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表现这一类人物时所积攒的文脉，体现了经典书写在当前这个时代依然可以焕发出的生命力。
但随着故事的展开，“邢昭衍”见识到了现代化的大船——在“西风东渐”的背景中，这种火力驱动的钢铁怪物代表的是西方、是先进、是人定胜天。作者在处理这一人物行为动机问题上，淡化了政治性，强化了民间性与商业性：不论是为了“闯关东”的百姓，还是为了更安全快捷的货运航线，“邢昭衍”对洋火轮的需求被设定为纯粹的商业扩张。这意味着商业因素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内容出现在传统革命文学的叙事中，也意味着中国的海洋文学书写开始探索出一个有着鲜明民族历史印记的框架。
“邢昭衍”为购置的这些新式轮船，起名为“昭衍号”“昭朗号”“昭焕号”，都是明朗、光明的意思。全书从始至终，似乎都在围绕着寻求一个明朗、光明的生存环境而展开。一开始是同族渔民的恶性竞争，后来就出现了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对中国领海权、航线权的殖民掠夺。尽管最终作品暗示，“邢昭衍”在儿子和时代的感召下走向了真正的革命道路，但故事的核心聚焦在乱世渔民对世界和平、国家主权、养家糊口的朴素追求上。明写商战，暗写革命——这种风格，既符合文学真实，使宏大的民族国家主题得到水到渠成的烘托；又契合当下的时代精神，从历史深处挖掘了中国人在面对西方强力之时一度爆发出的智慧与实力。
与“光明”相对，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在海洋书写的源头上，较早地示范了一种文学风格。一开始，“黑暗”喻指地图上的空白之地、即将被白人文明染指的殖民地；但渐渐地，随着白人“库尔茨”的殖民面貌越来越清晰，“黑暗”喻指的就是暴力、掠夺、操控、冷酷、疯癫的人心。当我们将《大海风》放在《黑暗的心》《白鲸》《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海洋书写的脉络中来考察时，我们应会更加理解“邢昭衍”追求“光明”的意义。“邢昭衍”的创业起步于中国险些沦为“黑暗”之地的晚清，但中国从来不是地图上无名的荒原，也不是海洋深处的某块孤岛。作为同样有着强大海洋文明的历史古国，中国在造船术、航海术等涉海技术上，早就具备着对抗“黑暗”的能力——作品特别写了几个细节，比如可以修补火轮船的中国船工（李约瑟对中国船工的密封术也曾大加赞赏）；可以操纵洋轮、毕业于本土船务学校的中国船长……
作家赵德发
当然，更重要的是，“光明”喻指中国人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所磨练出的民族信心。作者在开篇为“邢昭衍”设定了一个特殊的背景：第一，他是抗倭名将的后裔；第二，他是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学生。这种中西融合的人物设定，改写了上述殖民写作中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关于“文明与野蛮”“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东方”的对立，是“文明互鉴”理论的文学成果。
除了主人公创业这一明线，《大海风》以建设海上“灯塔”为暗线，为读者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海关史、航标史、航运史、海难史、海图史等内容；又以航线交通为线，为我们展现了近现代的移民史、沿海港口发展史、土特产发展史、金融市场史等。作品细节内容丰富且扎实，可见作者在此领域用功颇深。近年来，海洋、海战等涉海元素在游戏等青年人喜闻乐见的内容生产领域大放异彩，文学创作在这方面略显不足。希望《大海风》的出版，能给更多的年轻读者带去新鲜的文学阅读体验，也期待作者在这一题材中，发掘出更多有意义的故事。
来源: 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