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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是个长得漂亮的人，走过一个个年代，富裕地掌舵过爷爷留下的“大船”，后来，船漏了，破了，他便撑住留下的一根篙，继续扮演掌舵的样子，不甘狼狈。虽已是个下田上山人，女儿们永远把父亲的衣裤洗得干干净净，他也是永远面留淡淡的笑意，时或捋捋翘翘的山羊胡，他的下巴也翘翘的，鼻梁很挺，目光含蓄，略略朦胧，但分明智慧。是见过了许多的，但许多都在心里，不炫露，克制得很。我跟着他走过路，来往的路人，他总是先招呼，友善又不弯身板，和命运友好，就能和世界友好。就这样，在他出生的这个美丽的山里，一个个年代，一条条弯路，岔路，走得笔挺，未受过多少轻蔑、打击……大伯是个漂亮的人。
我十三岁去老家过年，第一次见到他。他不似姑妈们那样，一把抱住我，姑妈们都是泪水涟涟的。我直到真正长大，有了些思想，才明白，姑妈们抱住我的时候，也是抱住她们的弟弟，那时，她们的弟弟，走上曲折路，正处艰难。弟弟从小外出上学，离她们很远，寡言的奶奶在上海的家中生活过，回去后，应当向她们略述过，所以弟弟应该一直是姐姐们的“上海外滩”，弟弟西装革履上班的大楼也正是在外滩，姑妈们都是知文识理的。
我从小看爸爸喝龙井茶，妈妈喝咖啡，但人模人样大人般地坐下喝茶，这是第一次。很正式，因而很记得住。
大伯问：“路上还好么？”我点点头。大伯问：“给爸爸写信么？”我点点头。大伯说：“写信重要得很。”我后来知道，写信的确重要得很，它会是艰难的人的归程。我小的时候，一张远程的邮票，八分钱。那是寄走一颗心，收到一颗心。
我和奶奶住一间屋，这儿就是原来爷爷的家，属于爷爷的那一艘船。爷爷早已不在，大伯是驾船人。它在山上，居高临下。爷爷有田地，是名医，也办学，在县城里有职位，熟读《红楼梦》，人生走成了一盘自己的棋，有名声有地位，可是大伯半句不说这些，站在家的大门口，望着群山和天空，大雪飘落，四处无声，突然问我：“你家里有一套《红楼梦》知道么？”
“你读过么？”
“我们都读，你爷爷要叫我们读，他还到书院去讲，书院不近，他骑马去。”
大伯问：“你冷不冷？回屋里去烤烤火。”
大伯指指桌上的茶杯：“喝茶。”
那是一张很旧很老的大圆桌，那是爷爷年代的吗？但我记不住那些碗碟，那应该就是一些普通的碗碟。有几只碗是新买的，因为大伯边摆边自言自语地说：“新买的碗放中间！”新买的碗也是普普通通的，看不出特别，但它是过年的仪式，有着祈愿，也是余下的可以的一点儿讲究，早就没有了讲究的资格，但是讲究的人总是死活也要撑着！
老屋暗暗的，但是大伯眼中的光线却闪跳，那是等候了一年的，一年的劳作换来的台面，满桌香味几乎是孤注一掷，挂在走道梁上的猪肉、香肠……一切放在碗碟里，诱人的阔气。曾经阔气过的大伯，犹存的讲究显得竭力却又力不从心。寡言的奶奶缩坐在火桶里看着他摆，也看看我。那时的我是不会懂得奶奶的眼神的，也没有想过她的心思。她看着自己的长子，看着跟前的台面，盛宴落幕多少年了，眼前的这也是她中意的今日盛宴吗？老人都喜欢过年，即使拼拼凑凑也是最盼望的光景，奶奶的心里也许是叹着长长的温暖、感动的气的，我寡言的奶奶表情很少，但也一定照旧有内心。
这都是我后来和现在的想到、理会。
穷讲究才是真讲究。
我看着大伯斯文地喝酒。酒是烫过的。他抿一下嘴，捋捋胡子。过年，年三十的晚上，他放下手中的篙，满眼的光线，满桌的菜，他的神情有些飞扬。他说：“都吃啊，都吃啊。”堂屋里暗暗的煤油灯里，该是有些大伯的红楼梦吧。
大伯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五毛钱，暗暗光线间塞给我：“压岁钱，你不要嫌弃你大伯。”
我那时不懂，但现在知道，五毛钱，是很多的！
二十八岁艰难重生，上了大学，又回老家。见到大伯，大伯问的是：“《红楼梦》还在吧？”
我讲的不是《红楼梦》，是我大伯。大伯是一个可以被写入小说的人，但是有了《红楼梦》，别的都可写可不写。可我总还是在可写可不写地继续写着，无知无识地寻开心。我问过大伯，爷爷以前去书院讲，骑的马是什么颜色，大伯说，是一匹白马，大伯跟在白马的后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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