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2026年2月1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在咱们北方,今天就是小年了。街面上年味儿渐浓,家家户户都在准备祭灶、扫尘,吃灶糖,期盼着来年的平安喜乐。
一、辉煌后的“寒冬”: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把时钟拨回到1931年。那一年的11月,对于新生的红色政权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大日子。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20日胜利闭幕;25日,毛泽东同志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仅仅过了不到两个月,1932年1月中旬。瑞金叶坪,一场气氛凝重、甚至可以说充满火药味的会议正在召开。这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
当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碎了东北的宁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以他那穿越历史迷雾的敏锐眼光,在会上做出了精准的判断。他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更重要的是,他分析了“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
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
同志们,请注意这句话。在当时,这是一个多么惊世骇俗、多么具有前瞻性的论断!在那个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在那个唯“本本”是从的氛围里,毛主席已经敏锐地抓住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正在上升,阶级矛盾虽然存在,但必须服从于抗日救亡的大局。
在他们眼里,谁要是看不到“保卫苏联”这个“中心任务”,谁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面对这些来势汹汹、毫无道理的批评,毛泽东同志是什么反应?
史料记载:毛泽东一言不发。
这“一言不发”四个字,看得我心如刀绞。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毛泽东同志实际上被剥夺了话语权,被排挤出了核心决策圈。他在刚刚当选“主席”仅仅两个月后,就陷入了极其困难的政治处境。
二、古庙凄清:也是腊月二十三
会后不久,毛主席病了。
这种病,既是身体上的透支,更是精神上的折磨。看着党和红军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心急如焚却无能为力。于是,他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很快就“同意”了——对于那些急于推行“左”倾路线的人来说,毛泽东的“休养”或许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
住进古庙没几天,就迎来了1932年的春节。
那是1932年1月30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
咱们都知道,毛主席爱抽烟。烟,是他思考时的伴侣,是他焦虑时的慰藉。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纸烟可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红军战士们,包括毛主席在内,平时抽的纸烟,主要来源只有一个——从国民党军队手里缴获的“战利品”。如果没打胜仗,如果没缴获,那就只能忍着,或者抽旱烟。
可是,毛主席是怎么做的?
他看着那些纸烟,眼神里或许闪过一丝渴望,但转瞬间就被坚定所取代。
他把纸烟轻轻推了回去,只收下了津贴费。
他对总务处的同志说了一番话,这番话,直到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动容:
最后,总务处的同志拗不过他,只好把烟又带了回去。
三、一支烟里的公心与境界
但是,毛主席不这么看。
他说:“他们比我们艰苦得多!”
这句话,他说了一辈子。在井冈山,他穿破旧的单衣,说战士们也冷;在长征路上,他把马让给伤员,说自己能走;在延安,他吃黑豆,说要把细粮留给前线;到了北京,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不吃肉,腿都浮肿了。
现在的某些人,满嘴的主义,满脑子的生意。还没干出点什么成绩,待遇就要先跟上去。特供的烟、特供的酒、特供的病房……他们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心里想的却是如何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如何享受人上人的生活。
回到1932年的那个背景。
他明明看到了正确的道路——那是农村包围城市,那是武装夺取政权,那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可是,教条主义者们却死死抱着苏联的“本本”不放,非要去攻打大城市,非要搞“纯而又纯”的阶级斗争,非要把中间势力推向敌人一边。
他想呐喊,可是没人听;他想阻拦,可是被剥夺了权力。
他只能躲在这个古庙里,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在脑海里反复推演着中国革命的未来。
那是何等的寂寞啊!
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
尾声:2026年的小年,我们为什么怀念他?
同志们,今天是2026年的小年。
可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怀念毛主席?为什么每到这种节日,只要一想起他,我们就想流泪?
因为我们发现,物质丰富了,有些东西却丢了。
今天,我们过小年。也许你会喝上一杯酒,也许你会点上一支烟。
他把纸烟让给了战士,他把真理留给了历史,他把一个新中国留给了我们。
不要歌颂什么盛世繁华,不要沉迷于什么纸醉金迷。看看那些还在底层奋斗的劳动者,看看那些依然为了生计奔波的“战士们”。如果我们忘记了他们,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享受,那我们就真的对不起毛主席当年退回的那几条纸烟!
同志们,小年快乐。
以此文,纪念毛主席,纪念1932年那个不平凡的冬天。
作者: 子珩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