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要做的，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厘清到底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全面复兴中国本土学术体系。要实现这个远大目标，至少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包括折中百家，表彰六经；沟通古今，统合中西；天下合和，再造文明。
一、折中百家，表彰六经
汉武帝文治武功，为一代雄主。他对中国文化的主要贡献是政治上确立了经学的指导思想地位，影响后世中国达两千多年。人类历史上与此相当的事件，恐怕只有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康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宣布基督教合法化。
汉初国内外政局复杂，为“大一统”打造政治认同，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给传习经学者开利禄之途。没想到却割断了经学与子学间的源流、母子关系，导致两个严重后果：一是诸子百家之学的沉沦，二是经学的僵化与繁琐化，西汉后期甚至玄学化为谶纬之学。
呈现的具体成果我们归纳为孔门四科之学。从孔门弟子的四种个人专长到四类学术科目，这是我们的创新。目的是让学人“宗经”，通经典，明常道，认识宇宙人生的整体普遍规律，防止盲人摸象，将中国文化的一小部分认作全体。孔门四科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其中起统领作用的是文学，即经学，其他三科包含着中国文化道（德行）、名（言语）、法（政事）三大部分，它们形上形下，内养外用一以贯之。
二、沟通古今，统合中西
《庄子·天下篇》反映的是内在修养之学（内圣）与外在事功之学（外王）尚未割裂时的中国学术本来面目，弥足珍贵。作者将学术分为宇宙人生、内圣外王的整体学问“道术”，和反映“道术”某一方面的诸子百家之学“方术”——二者并非对立，诸子百家中也有“道术”的重要内容，是“道术”沿某方向的进一步发展。
内圣外王一以贯之的“道术”在哪里呢？除了历史上传下来的礼仪法规，主要在经学与子学中。文中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指官员——笔者注）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经者，常也。经学是常道、宇宙人生方方面面的自然规律，具有超越时空的特点。如同西方不能抛弃诞生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基督教和牛顿力学，我们也不能弃经学如敝履。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清楚经学和轻重术阐发的国家与市场关系，懂得价值规律在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作用，过去七十多年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
过去近千年来，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是去道德化，不仅政治经济制度是去道德化的，其学术体系也是去道德化的。以古典经济学为例，它认为“个人私欲的种”可以开出“社会公益之花”。资本主义经济史表明，这根本不成立，私欲绝不会“自然”转化为公益。而中国道德化的政治经济理论无疑可补西方学术之不足——我们要在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类新文明和学术新规范。
三、天下合和，更新文明
创造如中华文明那样实现持久和平、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文明新范式，不仅要汲取西方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也要深入研究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近年中国学者对印度河流域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就有交流。2018年以来，由河北师范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巴基斯坦哈拉帕文化巴哈塔尔遗址的挖掘证实，4800年前巴哈塔尔相关文化层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2】
但从大历史角度看，印度古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流互鉴相当复杂。除佛教外，印度丰富多彩的文化并没有在东亚生根发芽，印度教在中国诸多地区（如福建泉州）只是昙花一现。即使是佛教，宋以后也只有高度中国化的法门（如禅宗和净土宗）发扬光大。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相当成功，正是通过中国化，佛教成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但中国文化在借鉴佛教方面却不是很成功，因为宋明理学引佛入儒，以禅解经，结果《大学》《中庸》之类经典被佛化了。若不是《五行》《性自命出》等问世，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理解中国文化积善成德，先“止于至善”，再“亲民”，最后“明明德”的修养次第了。
总之，我们要审慎对待中印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鉴，再不能走“以佛释中”、“以西释中”的旧路、邪路，过去一千年来，我们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二者都是在否定中国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引入印欧文化，但宋明理学“以佛释中”只否定了儒学之外的诸子百家，并以佛教精神解释中国经典；而现代学术“以西释中”近乎对中国文化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全盘引入！
只有不失自我，我们方能建立自主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不是戴着西学的有色眼镜，而是真正“睁眼看世界”。全球化时代呼唤全人类的普遍价值认同，中国人习惯于超越种族、信仰和边界，从整体天下的角度看世界。可以预料，中华文化这种包含万有的精神，将为合和世界不同文化、更新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
翟玉忠 · 来源：新法家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