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桐（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北京林业大学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40年前。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时，要求地方政府审定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将这一概念调整为“历史文化街区”，明确其法定保护地位。在40年的实践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总结出“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生活延续性”的基本原则。当下，保护遗产已成为全民共识，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难点转为如何在保护的同时改善人居环境，留住烟火气。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既要有形，也要有神，还要形神韵兼备。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需要科学把握其蕴含的多层次价值。文物古迹、历史建筑、街巷肌理、自然景观与环境格局等物质性遗产要素，构成了外在的“形”。传统艺术、技艺、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构成了内在的“神”。历史文化街区还承载着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在孩童嬉戏的街角，在品茶对弈的檐下，街坊邻里们充满烟火气的点滴日常同样传承着地方记忆，延续着人们的乡愁，丰富了历史文化街区的“韵”。当前，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理念日益成为共识。这就要求我们正确把握历史文化街区中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与自然环境、社区生活间的依存关系，以“形神韵兼备”的整体目标推进保护与发展工作。
留住历史文化街区烟火气，工作的重心在“人”。进入21世纪，“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角色日益得到重视。2007年，世界遗产全球战略把“社区”作为五大目标之一；2012年，世界遗产40周年主题定为“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本地社区的作用”；2015年，“以人为中心”成为活态遗产保护的最新方法。社区成为遗产保护外溢效应的核心对象，反映了更大范畴上的理念转变，即从过去只关心遗产保护，转向寻求人民福祉和遗产保护共同发展。越来越多街区在保护与更新时，留住原住民，延续街区生活气息。决策中，更加尊重社区意愿和居民权益，支持本地居民利用自有房屋参与经营，让社区居民在记住乡愁的同时，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化解保护与发展间的张力，要着眼于民生需求。历史文化街区普遍面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决策压力，破局的关键还在民生。传统街区中，社区生活方式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上的短板需要补足。路灯、绿化、停车、公共卫生间、垃圾收集与转运、消防响应、口袋公园等基础设施，是决定社区生活能否延续的硬件基础；按照生活圈半径合理配备的养老、医疗、入学，以及社区议事、休闲阅览等公共服务设施，则是保障居民生活质量的软件基础；此外，还应做好政策引导，支持菜市场、理发、食堂等民生业态的持续经营。近年来，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充分体现了民生导向，出现了朝内南小街菜市场、愚园公共市集、双塔市集等优秀城市更新案例，在服务本地社区的同时，也成为游客新的打卡点，日常烟火气与历史文化展示在这些空间中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
提升人居环境的微改造，要找准“病因”，以见缝插针的“绣花”功夫做好微改造。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常用“宁要带病延年，不要返老还童”的说法，来形容最小干预原则。作为活态遗产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应如此，伤筋动骨式的大拆大建让原本充满地方记忆的烟火乡愁无以附着。人居环境改善的微改造，核心要旨在于精准激活街区“关键穴位”，争取“多针灸、少开刀”。在微改造方案的制定过程中，还需寻求多方参与，特别是把社区的个性需求反映在决策流程之内。譬如北京的“史家胡同风貌保护协会”，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协调街坊们订立“史家社区公约”，聘请高校、社会机构的专业人员担任街区规划师和建筑师，与社区居民讨论制定微改造方案，探索出一条多方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路径。
在强调遗产整体性和系统性保护的当下，开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工作，需要见物又见人，将生活在其中的社区居民作为破解保护与发展困境的核心抓手。改善人居环境的更新方案也需要立足民生，精细化施策，让历史文化街区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