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朱熹相比较，王阳明的思想方法更多的是浑融的、综合的、不断有新的进境的。“致良知”是他的学术宗旨，代表了实践中精神活动各门类的整合与调适。“无之不一”是他的思维特点，代表了他思想的高度融合力、诠释力。这些特点是他在立德、立功、立言等方面取得高度成就的基础，也是他人格境界不断升华的原因所在。
“致良知”的两个方向
王阳明的成熟学说“致良知”有两个方向：由内至外的推致义和由外至内的获致义。这是因为“致”的字义可有这两个方向：“推致”，如“致敬”“致礼”，是由内至外；“获致”“招致”等，是把外在的东西收归于内，由积累而大，这是由外至内。在王阳明看来，“推致”义，即他在《传习录》中提出的“致吾心良知所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意思是把心里本有的良知推行到所做的事上去，使它们都在良知所代表的正确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导正下，从而保证做事有正确的价值方向；由外至内的“获致”义，是在致良知的实际行动中，使精神活动得到多方面开掘，从而使良知的内涵更加丰富、深入。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有一个得于人而成于己的过程。得于人者，主要得于孟子。王阳明早年的良知概念是：“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这个定义旨在强调良知是人天赋的道德意识。但王阳明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半生的军事、政治实践，将精神活动的所有内容，都集成、融释于良知中，使良知获得了比原来更多的内容。王阳明晚年曾说：“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王阳明用形容《周易》的话来形容良知，说明良知是灵动的，内容丰富的，处理事务时是不拘一格、随时变化的。圣人才能见得的，一定具有广大深厚的内容。细加分析，王阳明的良知概念除了天赋的道德意识之外，还有理智、意志、情感、直觉诸内容。致良知的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往复运动，使得理智更加明敏，意志更加坚定，情感更加真纯，直觉更加准确而迅捷。致良知的过程，就是精神本体的整合过程，就是精神的各方面意蕴互相依持、互相激发、互相辅助构成一个整体，进而处理遇到的具体事务的过程。对每一事务的处理，都是良知的激活、调动，都是整个精神本体的参与、调适。
可以看到，这里所谓良知，是“大良知”。良知本无大小之分，所谓大良知，是为了与仅指天赋的道德意识的良知相区别，指包括理智、情感、意志、直觉等方面的精神活动的总体。王阳明重视实践，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磨”的过程，就是精神本体的挖掘、调动过程，就是各种心理要素的整合过程。这是王阳明建功立业的基础，是他“但致良知成德业，谩从故纸费精神”的依据。
因此，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包含着深刻的意蕴，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道德为统领，以知识及其他精神因素为辅翼。以道德为统领，指以良知代表的精神方向引领实践活动。王阳明多次强调：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这样的工夫才有着落。“诚意”代表道德方面，“致知”代表知识方面，知识活动必须在道德的统领、规范下。德性和知识互相辅翼，同步发展，共同提高。所以王阳明认为，“穷理是尽性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工夫”，知识和道德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另外，道德本体有主动性，如果做某事的知识有欠缺，良知也会促使我们主动去求知。王阳明主张的是整体人格、整体素质的提高，所以他是“德性伦理”的提倡者、践行者。在他这里，既有“大德敦化”所代表的精神境界，又有“小德川流”所代表的具体知识，在具体事务的应对中将“德性伦理”化为“规范伦理”，这是王阳明致良知的精义所在。
“无之不一”的整体观
王阳明不仅主张知行合一，在他这里可以说是“无之不一”。“无之不一”是刘宗周对王阳明思维方法的概括，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它来点出王阳明的人格、学说特点。“无之不一”不仅蕴含知行合一，而且包括心理合一、内外合一、形而上与形而下合一、工夫与本体合一。心理合一指天理与人心的合一，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天理是理，昭明灵觉处是心。天地的普遍法则“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在人心中的体现就是良知。王阳明强调的“知是理之灵处”，也是这个意思。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合一，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事；形而上者是体，形而下者是用，良知即体即用，事和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将良知推致于具体事物是“下学”，在具体事物中体悟天道是“上达”；良知代表的天理是形而上者，致良知的具体行动是形而下者，两者合一不离。内外合一，良知本来即有，是内；良知必须推致于外在事物，是内外合一；在致良知中获得各种思想养分是外，将其收归、凝聚、融会于心是内。良知即内即外。良知是体，致良知的工夫是用，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二者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总之，在王阳明这里，一切皆是合一的，目的是纠正学者空空穷理、只在知识上用力的偏颇。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在思维方法上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这一点和朱熹有明显不同。朱熹的思维方法主要是分析的，他的概念是成对的，定义明确，边界清楚，每一个事物，都希望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王阳明风格浑融，务求简易直截，认为区别得太清楚就会陷入支离破碎，就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他的思维方法着重综合。他常批评朱熹的学说“分心与理为二”，且少一个统领性的东西，容易使人专在知识上用力，埋头于格物致知而丢弃了正心诚意。在王阳明看来，中国古人的修养工夫是德和知不偏废，仁智双彰。而朱熹还推崇程子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容易使人陷入对具体知识的追求，不能在知识上同时体会德性。所以王阳明主张，“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同时，只有浑融的、一般性的东西，才能圆融地应对所碰到的各种具体问题。这其实也是孔子“君子不器”的意思，是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王阳明强调综合，还体现在他对朱熹和陆九渊两家学术的和会上。宋明理学有个著名的事件“鹅湖之会”。理学家吕祖谦把陆九渊和朱熹召集到江西铅山鹅湖寺，讨论为学之方。朱熹主张先泛观博览，多读书穷理，然后再向身心上做工夫。而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先把道德本心树立起来，在本心的指导下获取具体知识。陆九渊说朱熹支离破碎，朱熹说陆九渊空疏无物，双方相持不下，不欢而散。王阳明想把朱熹和陆九渊两个人的长处综合起来。他认为陆九渊强调先把德性树立起来，这固然不错，但在陆九渊的学术体系里，知识的地位没有得到适当的强调。尽管陆九渊做官治绩优秀，并不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冬烘先生，但他的学说里，着重强调的是德性的树立，对知识一面提揭不够，而道德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是贫乏的、单薄的。因此他批评陆九渊“学问有粗处”“不免于沿袭之累”。
朱熹虽然也强调涵养用敬，即通过内在的敬畏心来达成道德自觉，并认为涵养和致知互相促进：“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但是，朱熹在平时的讲学中，对格物致知一面提揭特重。即使他也指出格物既多，豁然贯通，就能够把知识和道德联系起来，但在没有贯通以前，二者逻辑上是割裂的。特别是初学者没有把知识通过心灵的投射变成德性的能力，只知埋头格物，就会偏离儒家修身为本的根本方向。王阳明认为，陆九渊的学说只可以做读书人敦品立志的方向，但知识一面没有得到充分强调，不能作实践中的全体大用。朱熹对格物致知方面强调得比较充分，但“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知识与德性不能时时贯通为一，容易使人陷入单方面的知识追求中。王阳明要把这两个方向结合起来，推致良知就是把本有的良知推致出去，使做事在良知代表的正确价值方向的归正之下，同时在做具体事的过程中，精神的各个方面得到锻炼、滋养，使之融摄到良知中。良知愈益扩展，其中所包含的德行和知识的融合、提高也愈益深入。
王阳明的学说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实践中活的智慧。良知在他这里是整个精神生活，同一个行为，可以得到知识上、德性上两方面的收获。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王阳明是在朱熹的基础上往前走了一步，通过心对理的符合具体情景的诠释，使恒定的变为当下的，一般的变为特殊的：“良知只是一个，随他发见流行处，当下具足，更无去来，不须假借。然其发见流行处，却自有轻重厚薄，毫发不容增减者，所谓‘天然自有之中’也。”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代表了理学的基本方向，这就是“生命的学问”。它重视实践，主张“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这是王阳明思想的特点，也是王阳明学说最有价值的地方。
作者：张学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