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春
一件印金双凤穿牡丹百褶罗裙，裙褶细密如新；一件对襟双蝶串枝纹绫衫，轻薄如烟，花意烂漫。前不久，“打开南宋的衣橱”展览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幕，以浙江台州黄岩赵伯澐墓、福建福州黄昇墓出土的服饰文物为主，汇聚83件（套）珍贵藏品，讲述南宋的风雅、礼俗与人的故事。
“赵伯澐和黄昇的墓葬完整，服饰华丽。两人又同为宋朝的宗室或宗室姻亲，处在同一文化背景之下，是今人透过日常生活了解南宋文化与社会的最佳样本。”策展人、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郑嘉励说。
福建福州北郊茶园山宋墓出土鎏金银“转官”镂空花卉纹帔坠。
展览设“他/她是谁”“他/她的日常”“他/她的衣装”三个单元，文物来自浙闽两省7家文博机构，其中一级文物15件。赵伯澐墓出土的螭纹合香璧、素木笏板、手串，黄昇墓出土的印金双凤穿牡丹百褶罗裙、松竹梅纹夹衣等，均为首次与大众见面。
赵伯澐墓最精彩的随葬品之一是—件对襟双蝶串枝纹绫衫。“宋人的花，梅是梅，菊是菊，莲花是莲花，特征明确。”郑嘉励说，这与唐代团窠的程式化花卉装饰大异其趣，“这一细节，显示了唐宋之间持续深化的世俗化、人文化的审美趣味演变”。
女性服饰的重头戏，则是黄昇的大袖——长直领对襟，袖身宽大。她的一整套礼服包括大袖、长裙，再配霞帔、帔坠等；一条绣花罗霞帔，长达195厘米，绣有牡丹、芙蓉、海棠、菊花等13种花样。大袖背后设一隐形三角袋，专为收纳霞帔而制。
展览从丝绸服装这一小切口进入，最终落笔于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例如赵伯澐的官服——此前，国内从未出土成组套的宋代官员公服。展出的圆领素罗大袖衫，分上衣和下裳，衣长140厘米，通袖长230厘米，是他出席公务等正式场合的官服。同期展出的笏板，宽大素朴，是他上朝、行礼所用。
郑嘉励正是当年赵伯澐墓考古发掘的领队，这些展品曾在他面前被一件件取出。观众看到的官服为黄色，但这原本应是一件绿色的八品官服，被地下水浸泡后，丝织品颜色变了。笏板为木板，据记载，宋代四品以上才用象牙板。展品背后，都有史实对照的严谨考据。
郑嘉励1995年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所工作近30年，参与过良渚、河姆渡遗址发掘，后来转向瓷窑址考古。史前考古与青瓷考古，均是浙江考古的热门方向，然而2004年前后，他却转向了冷僻的南宋墓葬研究，并在此后20年中完全沉浸于此。
“个人志趣是决定性因素。我对文史有更深的热爱，喜欢具体的、有故事的人，而史前考古很难遇到。”郑嘉励说，南宋墓葬中若有墓志出土，就可以探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更重要的是，能看到人的悲欢离合。他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以田野考古的方式做史学”，关注的不仅是墓葬形制的演变，还有墓葬背后的社会礼俗和家族历史。
2014年，他调查浙江金华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以此为切口，研究南宋墓葬习俗及其背后思想观念的变迁。这项研究，最终凝结为《读墓：南宋的墓葬与礼俗》一书。2023年，该书荣获第十二届“邓广铭学术论著奖”一等奖，这是宋史学界的最高奖。
浙江台州黄岩赵伯澐墓出土圆领素罗大袖衫。
“考古不是只面对遥远的未知，更是为了理解鲜活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时代。”郑嘉励感慨，在浙江，宋代以后文献丰富，很多历史记忆仍活在当下，容易引起现代人的共情。他尝试融合生活经验、阅读积累和专业知识，将冰冷的遗迹转化为有温度的书写。这些文字后来结集为《考古者说》《考古四记》等著作，在考古学界内外引发广泛共鸣。
2024年，郑嘉励转入中国丝绸博物馆。从田野到博物馆，从发掘到策展，他所追求的人文底色并未改变。丝绸纺织品展示有其天然难点，如果缺少讲述，看起来可能“脏乎乎的”、不够立体，不如书画、金银器那样直观吸引人。因此，讲好故事至关重要。“打开南宋的衣橱”便是一次尝试。
郑嘉励尤其强调学术研究对展览的支撑。“博物馆的展览策划，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藏品研究与课题研究基础上，这是安身立命之本。”他要求陈列部的年轻人，每人认领两三件镇馆之宝，写出一篇能回应专家和公众所有疑问的文案。他推荐的研究范本，是一部关于晚清贞节牌坊的著作，从主人事迹、朝廷旌表、经费来源到工匠如何聘请，所有问题都回答透彻。“有一瓶水，才能倒出半瓶。”他说。
宏观层面，中国丝绸博物馆有长远的展览体系构想：纵向，系统梳理几千年来中国丝绸、服饰、纹样、织机技术的变迁史；横向，贯通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与唐宋以后的海上丝绸之路。“我们要探讨的是，在历史进程中，在东西方交流之间，审美与技术、文化是如何互动交织的，从而立体展现中国丝绸与时尚审美的演变历程。”郑嘉励说。
展厅里，800多年前的衣物静静铺陈，向当代人诉说着宋人的审美与生活。而站在背后的策展人，用半生的深耕，让这些静默的丝绸开口说话。他的故事，印证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热爱，足以让冷门绽放光华，让古老的经纬织就时代的共鸣。以上图片均为中国丝绸博物馆提供
来源：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