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经典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为繁荣当代文化、增强民族自信提供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
日前，以“赓续诗词经典 传承华夏文明”为主题的2026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在河南郑州举办。本届论坛由人民日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社、中华诗词学会、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本版约请与会专家就诗词文化传承创新、文旅融合、诗乐共生、国际传播等撰文研讨，以飨读者。
——编 者
追寻语言和情感的原初
李敬泽
诗歌在中华文明的语言构造、情感生成过程中具有原初意义。以考古学的方法，追溯那些基本的情感和修辞的创生、演化过程，有助于更自觉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甲骨文合集》12870号，是“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这一段殷墟卜辞，我认为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首诗。区分诗和非诗，最基本的标准是语言。在这段卜辞里，语言在跳舞，语言不仅仅是用来指事，其自身也获得了活力，获得了表情。这位最早的诗人，在问完了西来雨，还要问一下东来雨、北来雨、南来雨。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到节奏、灵动，甚至语言的天真游戏，开始有了后来《诗经》中那种重复的变化，有了一个人面对天地、面对生命和未来的那种期待、猜测、迷茫、欢愉。这位诗人发现了语言的音乐性，发现了语言的精神空间。
如果说中国古典诗歌是一个不断发育的大脑，最早的皮层、最早的神经元是在殷墟、在中原大地。《诗经》里那些最美的诗早已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但对当初吟唱出这些诗的人来说，这是他们非凡的创造，是从无中创造出有。汉语由此逐渐变得丰盛宽阔、五彩缤纷。
比如，《鄘风·君子偕老》写到女性容貌、行步之美，“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如山如河”的比喻道尽那时的人发现世间之大美时的惊叹和激越。《卫风·硕人》里，使用了一连串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诗人已经倾尽全力，把植物和昆虫都拿过来了，但显然比喻在这里并未传神，然后，诗人忽然说出了“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灵光一闪，语言一下子亮了、活了，一下子把那种流动的、无以言喻的美捕捉住了、表达出来了。这样的诗句就是创造，丰富、扩展了我们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这当然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情感和诗学问题。按照情感考古的方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陈风》中的《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大地上，这个人第一次发现了月亮这么美，月光这么美，月光下行走的人这么美。他屏住呼吸，在心里造出“舒窈纠兮”这个句子，“舒”是慢，月光是流动的，像风中的衣带一样飘荡着，这就是“窈纠”，这样的词语启发着后来一代代中国人，从此月亮不仅是自然之物，还寄托着我们的审美和情感。类似的例子还有《郑风·风雨》，外在的、自然的风雨第一次与生命的、内心的复杂况味相互映照，从此开启了一种情感和表达的范式。
追寻诗歌中语言和情感的原初状态，对于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表达、如何书写，构成重要启示。那些伟大的原初诗人，他们的心向着世界敞开，他们创造新鲜如朝露的语言，开辟感受和表达的无尽原野。回到那些最初的伟大诗人，就是要成为语言的创造者，表达最真实、最丰富的世界和自己。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诗词与科学交相辉映
苏义脑
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曾说：“艺术越发展，就越需科学化，正如科学越发展，就越趋艺术化。艺术与科学于山麓分道，终在山顶重逢。”诗词，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与现代科学可以彼此共鸣、相互启发。二者都源于人类的创造力，以追求真善美为目标。
从哲学维度观之，科学与诗词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科学崇尚创新、精准、简约，创新和突破都需要想象力；诗词以浪漫想象、自由创造为特质，有助于培养想象力和发散思维。想象力既是科学创新的关键引擎，亦是诗词创作的核心养分。古往今来，科学与诗词融合不乏典范。北宋沈括兼具科学家与诗人身份，著《梦溪笔谈》、创“石油”之名，亦留诸多诗篇传世；达·芬奇、爱因斯坦、华罗庚等大家，皆在科学与艺术领域兼修并进，印证二者相融共通的内在逻辑。
工程科技人才要发展自己的感性与理性，以诗人之想象力谋创新，以科学家之严谨作论证，以工程师之能力去实现，以作家之文笔善表达，实现人文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协同提升。
王国维先生在其《人间词话》中用三首宋词说明自古以来成功治学的三个层次和境界，其一为晏殊之《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二为柳永之《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其三为辛弃疾之《青玉案·元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把它对应总结成三个字：学，研，悟。学诗作诗如此，科技研究同样如此。这三个境界顺序相承，学习是为了应用，要应用必须去研究，研究的结果是要达到领悟，掌握本质。科学研究的突破，尤其是方向创新和领域开拓，需要想象力，这正是诗词文化的特长。
我们应当以诗词文化滋养创新精神，以科学思维赋能文化传承，推动诗词与科研、生活深度融合，让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交相辉映。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诗以警句立 人以风骨行
戴伟华
一首好诗能够流传后世、深入人心，往往离不开凝练精警的句子。警句是作者情感、见识与品格的集中体现。刘禹锡被称作“诗豪”，正是因为他的诗作多有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警句，语言刚健、意气清朗。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中原文化的长期浸润有关。
洛阳是刘禹锡的祖籍地，郑州是他的魂归之地。虽因战乱辗转江南，但刘禹锡始终以中原士子自居，中原文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深深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与诗文追求。他一生多次遭遇贬谪，仕途坎坷，却始终不颓不坠，把人生阅历熔铸成掷地有声的诗句。“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写尽坚持的可贵；“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于失意中见通达，于困顿中见生机。
中原士人重气节、有操守的传统，也在刘禹锡诗中得到鲜明体现。他不随世俗俯仰，不向困境妥协，“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正是这种立身准则的写照。面对自古流传的悲秋之叹，他独辟蹊径，写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一反常态，昂扬向上，彰显独立不迁的人格与开阔磊落的胸襟。
刘禹锡的诗句不尚雕琢、不求晦涩，以浅近之语写深远之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平常景物写尽世事变迁、盛衰之理；“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取自民间风调，清新自然，余味悠长。这种平易厚重的文风，也是中原文化审美品格的自然流露。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禹锡的人生格局。同样是面对晚景与迟暮，李商隐慨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带着惋惜与无奈；而刘禹锡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勉，气势开阔，情绪昂扬，把暮年写得热烈而有光彩，尽显老而弥坚的精神力量。一悲一壮，一收一放，境界截然不同。
诗以警句而立，人以风骨而行。刘禹锡的警句，源于中原文化的滋养，成于人生磨砺的体悟，既立得住诗，也立得住人。“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坚守初心，才有千年文脉接续不断。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刘禹锡研究会会长）
持续深耕诗乐融合
戴玉强
中华经典诗词之所以能穿越数千年依然动人，关键在于其承载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传承古典诗词，也要让这种深厚内涵与价值在当代找到新的表达。
诗乐融合正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当前，古诗词艺术歌曲创作呈现可喜态势，如何从艺术创作走向大众传播，仍是待解课题。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孙晓辉梳理百余首唐宋词乐乐谱，提出两条当代路径：一是在古谱基础上移调改编，二是立足诗词精神气质全新创作。成功的诗乐融合，一定是“师古”与“师心”的相融，既守住中华经典诗词的内涵与意境，也要用当代人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方式表达，让经典真正走进当代生活。
中原大地是中华诗词的重要发源地，这里诞生了《诗经》中的《溱洧》《子衿》等流传千古的诗歌，孕育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等伟大诗人。这份丰厚遗产为诗乐融合提供土壤。近年来，我们持续深耕经典诗词的现代表达，打造大型情景乐舞音画《诗经今韵·溱洧风情》，演绎上古生活场景；创作交响组歌《唐风豫韵·诗乐河南》，为杜甫《登高》、刘禹锡《竹枝词》、李商隐《锦瑟》、白居易《长恨歌》等经典名篇重新谱曲，实现古典诗意与现代音乐的深度交融。
以诗为魂、以乐为翼，守正创新、薪火相传。我们将持续探索诗乐融合新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声乐体系，让中华经典诗词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作者为男高音歌唱家、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
推动中华诗词海外传播
张隆溪
中国的语言文化有一些独特之处，是我们习以为常而不觉特别的。例如，从甲骨文、金文到现代文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使用至今的古老书写系统，今天的中国人只要稍学古文，便能阅读数千年前的先秦典籍。这种文字与文化的连续性，为古典诗词传承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基础。自《诗经》《楚辞》以来，历代都有重要的诗人和广泛流传的经典作品，形式上四言、五言、七言、词、曲各有风格，格律对仗、音韵节奏与意象修辞自成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原则，无论在量还是在质上，都构成了丰富的文学传统。
在诗学传统方面，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出发点。西方诗学的奠基之作——亚里士多德《诗学》，把诗看作是人对外在事物或客体的模仿，这一定义在西方文艺批评传统里影响深远。而中国诗学从《尚书·舜典》“诗言志”和《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开始，就强调诗源于诗人内在情感的表达需要，形成了注重内在表现的诗学观念。当然，西方也有诗人如华兹华斯所言“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接近中国“诗言志”的观念；中国诗词更是不乏叙事咏物之作，绝非只有一个抒情传统。在强调内在的情志之外，中国诗学也非常注重诗人的知识和学养。西方批评传统也有类似的观念，认为既要模仿自然，也要模仿荷马。中西诗学传统固然不同，道理却可以相通，互相启发，共同构成世界诗学的基石。钱钟书先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这应该是我们沟通不同文化，努力于比较研究和跨文化理解的一个基本原则。
世界文学是当前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的潮流，但在其中，西方经典仍占据主导地位，而中国诗词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还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与近代欧美国力优势直接相关。步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欧美学界越来越重视中国文学，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为中国文学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遇。通过努力，我们完全有可能使中国文学的经典超出自身语言文化的范围，走向世界。
中国古典诗词历史悠久、内涵丰厚、魅力隽永，具备跻身世界文学主流的深厚底蕴。面对当前历史机遇，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是以精准翻译、深度阐释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用国际化表达呈现东方美学意境与文化内涵，激发海外读者的兴趣，推动中华诗词海外传播，让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成为全世界读者都熟知的名字。
（作者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砺德讲席教授）
读懂黄河文明的精神底色
马银琴
《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更是黄河文明精神底色的奠基之作。它以“颂”“大雅”“小雅”“国风”的结构，把周代立体化的礼乐制度凝固为传世的经典文本，其承载的古人对天人关系、家国秩序、政治德性、个体情感的思考，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与发展走向。
周代礼乐制度的建设，最初围绕雅颂乐展开。“颂”是娱神之乐，周人在对祖先的赞美与祈祷中，培养了注重现实政治的理性精神，强化了族群凝聚力。“雅”则与“王政”深度关联，在“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把宗法血缘与政治秩序熔铸一体。西周中晚期的“变雅”，对道义的坚守、对苍生的体恤、对责任的自觉，最终成为后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重要源头。至西周后期，豳乐首先打破仪式音乐局限于雅颂乐的限制，作为“迎寒”“逆暑”“祈年”“祭蜡”等仪式活动的配乐进入国家典礼序列，由此开启了多姿多彩的国风音乐进入礼乐体系的先河。
“国风”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郑风》。剥离后世道学家的偏见可以发现，《郑风》作品多为普通人真挚、鲜活的情感表达。它们既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自然歌唱，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中和之声。这些作品和《诗经》中的其他作品一道，绘就了中华文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叙事与抒情传统，并因其“感天地，动鬼神”的力量，承担起“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能，绘就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底色，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性格。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
人间要好诗
陈才智
在闻一多称为“诗唐”的唐代，继李白、杜甫之后，白居易树起一座新的丰碑，开辟出诗歌史上具有“第三极”意义的新方向。他更加注目于大地人间，不仅兼纳李、杜之光，而且开出融风流于日常、寓光辉于平凡的新路。与“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的李白不同，白居易与晚年杜甫的心境更为契合，更加注重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里，于细腻感受和冷静观察中，体味人生的滋味与境界，正所谓“白傅风流造坦夷”。他放下官样体段，以平实的笔调、朴质的面貌、诗人的襟怀，描写着眼中的平凡世界。
白居易的名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前一句指向现实，后一句关注民生，为诗歌创作兼顾时代和命运指明了正确方向。“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铿锵有力的诗句，出自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那一年他44岁，正在从长安至江州途中。白居易对李、杜十分尊崇，此前在《初授拾遗》中称赞杜甫“才名括天地”，在《李白墓》中赞叹李白“曾有惊天动地文”。此行赴江州贬所，多舟行江中，风雨飘摇之际，精神颓唐之时，心境落寞的诗人对于谪仙逋客流落不偶之悲恨，自然感触更深。
一个人，应该怎样与时代相处？怎样与命运相处？如何自我实现？不妨读其诗，思其人，感其遇。从命运与时代的关联来看，白居易和李、杜一样，既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既引领时代，又超越时代。既然“文章憎命达”，我便“诗穷而后工”，在人生的宦海浮沉之后，以超然之志来淡然相对，将坎坷的命运融进广阔的时代，以诗性智慧化入丰富的人生阅历，最后熔铸为垂辉映千春的不朽诗篇，这就是白居易的时代和命运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优质文化资源助力唐诗研究
李 浩
正如自然资源的分布是不均衡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分布同样也不均衡。如果我们用地形来比喻优质文化资源群，河南及其毗邻的陕西等地可以称作一座山峰。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河南考古发现成果丰硕，与唐诗研究有关的碑志、壁画等资源，河南也是得天独厚。善用这些优质文化资源，无疑有助于提升唐诗研究水平。
陈寅恪强调“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在地优质文化资源就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其对唐诗研究的助力主要体现为：一是辑补佚诗，丰富唐诗总集。陈尚君《唐五代诗全编》就是通过新出土新发现的墓志、敦煌文献、瓷器题诗等，增补大量失传诗作，相较清编《全唐诗》增加了几千首之多。二是校勘文本，还原作品原生形态，揭示经典形成的复杂历程。如李白的《将进酒》，敦煌本中题作《惜罇空》，同时还有“床头明镜悲白发”“天生吾徒有俊才”“古来贤圣皆死尽”等异文。此外，《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的敦煌本与通行本也多有出入。三是为唐诗的注解和阐释提供直接材料。如新出土的唐代石碑《裴杰墓铭》为杜牧素有争议的《和裴杰秀才新樱桃》一诗的归属提供了新证据。四是诗、史与新出材料的往复互证，使唐诗研究从模糊走向高清。如唐宰相韩休夫妇墓发现的壁画《乐舞图》，为理解白居易《胡旋女》、元稹《胡旋女》等诗提供了直观的图像凭证。
随着文化强国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大众对包括唐诗在内的中华经典诗词热情高涨，这也鼓励我们充分利用在地优质文化资源，引导并提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热忱，做出新时代的精品学术成果，满足社会大众对高品质文化内容的迫切需求。
（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
兼取情志 独成一家
刘青海
李商隐是继杜甫之后，在唐诗的抒情艺术上作出巨大贡献的诗人。他的诗歌，因主情的特征和艳丽的风格，往往被归入六朝以来的“缘情”一类；但另一方面，对社会现实关注的深度和广度，又明显继承了杜甫的精神，所谓“属辞之工，言志为最”。正因如此，历来对李商隐诗歌本体观的判断都存在较大分歧。
我认为，李商隐的诗歌是言志和强烈抒情性的统一。诗人早年关注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政腐败等，写下了一系列反映政治事件、讽喻社会现实的作品，表现出明显的言志倾向。后来随着诗人政治热情的消退，诗歌的艺术表现有所变化，多抒写不为世用的苦闷和悲哀。李商隐在抒情美学上有独特建树，“元气自然论”是其诗学观的重要基石。中唐柳宗元、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刘禹锡、白居易等人有关“气”的文学思想，都给予他影响和启发。“元气自然论”所包含的尚真、任情的审美思想，造就了李商隐诗歌创作在题材与风格上的独特性，形成其诗歌整体上的“缘情”特征。“元气自然论”的美学思想受道家影响明显，是对传统儒家以政教为基本功能的文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补充，两者并不矛盾。
李商隐兼取儒道两家，形成其复杂而独特的个人面貌。我们要全面了解他的诗歌艺术，就要抓住李商隐诗歌思想的这一基本内涵。
来源： 人民网－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