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扶植汉奸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妄图以此为战略后方，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在东北，日本侵略者残酷镇压抗日活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奴化教育，一时之间，日寇在长城一线建立的所谓“国防线”，成为阻遏抗日志士的鬼门关。
但是，党在东北地区组织和领导的抗日斗争从没有停歇，所谓“国防线”也没能阻挡住党的情报工作者，党的情报工作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其中，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这一情报组织表现最为突出，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收到关于他们的情况报告，欣喜地说：“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国外国内
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在东北地区活动十分深入，不仅打入日伪多个核心要害部门，搜集到高质量的情报，而且在敌人严密的罗网中很好地发展壮大了自己，成为党在东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长达十年间成功坚持活动的情报工作队伍。但这一支传奇的队伍却是从日本军国主义的大本营东京发展起来的。
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东北青年学生因种种原因前往日本留学，亡国奴的悲惨处境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东京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又为他们提供了接触进步书籍的机会，于是他们中很多以同乡、同学、亲属等关系为纽带结成的“读书会”性质的组织应运而生。其中东京反帝大同盟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团体逐步融合成一个较大的组织。
留学英国时的张为先。
东京反帝大同盟成立于1935年8月，其领导人是张为先、丁宜(本名丁尚权)。张为先是沈阳著名民族资本家张惠临之子，1932年在留学英国期间加入共产党，1934年回国后无法接上组织关系，遂前往日本留学，到东京后，他发现日本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很多难以看到的进步书刊都能公开销售，于是想借此机会吸收进步青年参加革命，他随即邀请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治系的老同学丁宜赴日留学。他们两人共同倡议成立了组织，明确要求成员学习马列主义，参加抗日救国斗争。陈卓毅、赵家宾、何正卓、于静纯等留日东北学生参加了这个组织。
社会科学研究会是由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田琛(本名王耀纪)、侯洛(本名由子库)、丁非(本名张绍维)、高亮(本名高丕泽)、马昆山等5名东北学生于1937年8月成立的，他们在国内受到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也自发地开展了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此外，还有一个由赵冬日、夏航(本名荆玉珩)等组织的小规模读书会，也倾向于马列主义。
自伪满时期起长期潜伏在长春的高亮。
这几个进步团体经常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郊外风景区碰头，汇报学习心得，交流情况和意见，把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为有志青年从事救亡工作进行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因为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这些本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东北学生在1938年初将原来的三个团体合并成立了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此时，张为先、丁宜已先后回国，张为先于1937年6月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了联系，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被派回沈阳从事情报工作，他与丁宜都以私营的志城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掩护身份，并于1938年初成立了情报组织“觉社”，志城银行经理巩天民等人被吸收为成员。
1938年夏天开始，其他原在日本留学的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成员陆续毕业归国。虽然过去有联系，但张为先、丁宜出于慎重考虑，没有向他们透露与党接上关系及为党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接触和考察后，张为先、丁宜认为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可以作为党的情报组织开展活动，于是找到当时的负责人赵家宾，向他说明了情况。赵家宾与其他领导成员商议后，一致同意在张为先、丁宜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随即，将组织名称改为东北青年救亡会，在日本活动的部分则改称新知识研究会。在党的领导关系上，也几经调整，到1940年后才最终确定由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领导，组织名称也确定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
学生时代的孙平化。
随着组织和领导体系的健全，东北青年救亡总会逐渐形成了重点在国外培养发展成员的独特机制。比如，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对日交流工作的孙平化(曾任中日友协会长)，就是这一时期前往日本的东北留学生，他被吸收进组织的经历很有代表性。
1939年1月，孙平化(本名齐守福)考取公费留学日本资格，他原本打算入读毕业后能获得高收入的建筑专业，但此时，他的同乡米国钧已是新知识研究会的成员，希望引导他参加革命活动，于是建议他学习课业负担比较轻的应用化学专业，这样就可以有充裕的时间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孙平化接受了建议，入读东京工业大学附属预备部，开始把大量时间用于阅读进步书籍，经过一个学期，孙平化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下定决心“我要加入到米国钧他们的行列中去”，全力投身反日组织的活动。不久，孙平化通过自己的一个旧同事，结识了来日学习的伪满军官石迪(本名石昱邻)和张进，也把他们都吸收进了组织。
打进拉出
1938年3月，高亮、马昆山、王焕墀即将毕业归国，他们向伪满驻日大使馆报名申请毕业后去伪满宣传机构“弘报协会”工作。此举轰动了伪满的上层，因为当时一般留日学生都是以在日本的“镀金”资历去谋取官职，他们不去求官而只是申请从事新闻工作，不啻为惊世骇俗之举。回国后，他们都被安排到“国通社”作新闻记者。记者的身份为他们出入伪满各大机关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也因自己不求官的举动在伪满上层圈子里知名，在后来开展的情报工作中，这成为他们得以搜集日伪方面大量重要情报的极好掩护。
张梦实(后坐者)与堂兄丁非(前右)及父母合影。
高亮经丁非的介绍，结识了正在读中学的伪满总理张景惠之子张梦实(本名张绍纪)，高亮遂以家庭教师的身份，经常出入张景惠公馆，借给张梦实补习的名义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并把张梦实的单间书房作为存放革命书籍和密写重要情报的工作据点。
1940年春，张梦实也前往日本留学，由堂兄丁非介绍加入了组织。张梦实回忆，当时为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组织要求所有成员阅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方面的书籍。张梦实也在东京先后发展了范柏龄、陈力(本名陈汝谦)，与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小组。
1943年7月，孙平化放弃学业回国，按照组织要求打算在沈阳找个合法职业做掩护，但因缺乏相应关系，没能找到工作。10月，他又按上级安排前往长春，通过张梦实取得了张景惠的一张名片，在哈尔滨伪满中央银行任职的丁非拿着这张名片，介绍孙平化到一家私人银行任职，取得了很好的掩护身份，丁非、孙平化和在伪满“江上军”担任司令官机要秘书的金有声，组成在哈尔滨工作的小组，深入搜集日伪的经济情报和军事情报，相关工作开展直到日本投降。
组织的成员各自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不断吸纳优秀成员、拓展组织网络。比如，石迪在日本军校培训后回国，1941年又被派到培训中高级军官的伪奉天陆军专科学校学习，结识了同学佟志杉。表面上看，佟志杉是伪满皇族出身(其父亲佟济煦是追随溥仪多年的警卫处长)，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其妻子是日本人，他本人还曾在日伪与苏联的军事冲突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石迪与他接触中却发现他有着深切的爱国思想，他们在一起经常谈论时势，谈论祖国前途，十分投契。石迪后来回忆说:“志杉同志思想进步，热爱祖国，而且品德高尚，后经和组织研究批准，1942年吸收他参加了我们晋察冀边区社会部的地下情报工作。”
设在长春的伪满洲帝国陆军军官学校，是日伪当局培养补充伪满军官的重要机构，招收的都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生，教官更是选择他们认为最为忠实可靠的军官来担任，而留学日本回来的是最受信任的，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借机不断派员打入，于清淮、佟志杉、石迪等都曾在该校任教任职。于清淮担任军校三期生3连连长，并兼任战术教官，田琛指示他，为防止暴露，不准发展组织，因为军校的青年学生容易激动，也就容易暴露，所以绝不准发展组织，但以确保不暴露的原则，可以适当地做些宣传工作。所以于清淮主要是做搜集情报工作，对学生在适当时机加以思想教育，1944年初，他按照组织安排辞去军职前往关内从事地下工作。
佟志杉也担任军校三期的战术教官。当时，军校中学生地下秘密反日活动十分活跃，三期学生范迪厚、冯志良、徐尚丰发起成立了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陆续吸收田羽(本名蓝中玉)、白山(本名白恒明)等加入，他们发现佟志杉表现出相同的政治倾向，于是多次与佟志杉接触。
佟志杉向组织上汇报了这个秘密小组，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于1944年9月经组织决定吸收这个小组，对它实行领导，由佟志杉具体负责和他们联系。石迪回忆说:“ 当时，组织上认为德国已被打垮，苏军会出兵，志杉同志需要对敌人内外夹攻，这样要抓一批武装，虽然1942年整风后，白区暂停发展组织，组织上认定你们这批青年抗日坚决，在白色恐怖下，能自发组织起来反满抗日，思想进步，这是难得的一批好青年。”
经过积极审慎地扩大组织，东北青年救亡总会聚集了一批由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出身伪满上层的爱国青年，如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张梦实、侄子丁非，伪满地方自治指导部部长于冲汉之子于静纯，川岛芳子的弟弟艾克(本名宪东)，溥仪的警卫处长佟济煦之子佟志杉等，到抗战胜利前，组织已扩大到70多人。
他们凭借着特殊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条件，对伪满军政机关的深入渗透极为成功，正如侯洛回忆所说：“当时伪满陆、海、空军一切军事部署、战斗力、军事力量、装备武器、战略思想、军事设施、军工厂以及军队各阶层的思想动态，基本上都能掌握，所以，我们当时在获取日、伪满在东北的军事情报上是有一定力量的，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这些出身优渥、为日伪当局信任期待的东北青年，为什么会舍弃荣华富贵、高官厚禄而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他们都各自有其心路历程，但最核心的一点即是他们都为了救国而追求真理。孙平化说：“我并不是因为穷而参加革命，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促使我投入抗日救国斗争。”后来担任中日友协副会长的肖向前(本名程百学)说：“说来实在简单，反正什么办法能把压在头上的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把入侵的日本军阀赶走，我就相信它;不管它是德国的、还是俄国的，只要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就追求它……方法就是用读马列主义的书，求抗日救国的理论根据，然后就找中国共产党组织，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张梦实也说：“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封建剥削家庭的人，能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又加入了共产党，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正确的革命人生观。”
关里关外
1941年10月初，丁非接到组织上安排的任务，要求他在11月前摸清关东军未来调动的方向。他将了解这一情况的任务交给了张梦实，张梦实遂以探亲为由返回长春家中。当时张景惠每天都习惯在晚饭后打麻将，为了寻机取得情报，张梦实也每天坚持陪在他身边。终于有一天晚上，张景惠让张梦实到楼上的办公室去取钱，张梦实借此机会在张景惠的办公桌里找到了一份有关“山下奉文辞去满洲防卫军司令”的文件;其后，张梦实又利用拜访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的机会，获悉几个月前，日军大本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南北进之争”，支持南进的海军占据了上风，山下奉文恰在此时辞职。这些情况都被张梦实向上级作了汇报，并被转给了苏联方面。这一情报对苏联作出将远东地区部队调往欧洲战场的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以沈阳为总部、长春和哈尔滨为重要节点，建立的情报网络覆盖了东北地区的战略要地，并向关内延伸至京津地区，连通晋察冀根据地。
长春既是伪满统治的中心，也处在东北地区的中心位置。生活在伪满总理大臣府邸中的张梦实，其家庭背景为他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所以他除了自己搞情报外，还担任了交通员的工作，比较重要和危险的材料，都是由他来传递。他从长春去沈阳就说去舅舅家，去哈尔滨就说去大哥(丁非)家，然后家里自然派人去买好头等车票。长春的负责人田琛有时是把写好的材料交给他，有时把原资料交给他密写后送去。密写通常用米汤或者牛奶，一般都写在伪满出版的杂志的空白处，但有一次因材料比较多，又十分机密重要，他就从自己的影集中选了张景惠的一张八寸照片，把材料密写在照片的背后，然后坐头等车厢把它送到了哈尔滨。
潜伏在伪山海关警察局的张汉。
而从东北到晋察冀根据地则建立了一条秘密交通线，传递情报从未出现过问题。这个交通线的核心节点就是伪满“国防线”上的山海关，在伪满山海关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处潜伏的张汉(又名张大开)，专门为同志们一手办理出入关内外需要的“出国证”和“出关证”，从而保证了关里关外的交通联络畅通。进了山海关后，在天津有陈卓毅负责的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交通站，从这就可以直接与根据地取得联络。
1943年至1945年期间的主要负责人李振远。
随着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在东北地区活动的深入，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决定加强对他们的领导，1943年2月，派遣李振远(化名李常春)、周梅影夫妇到沈阳，在丁宜的拥护下，住进了志城银行的宿舍。虽然这时组织的触角已深入伪满军政各界，但队伍庞杂，接受党的指导不够及时。李振远首先着手强化组织领导和组织建设，将具备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入党，并建立了李振远为书记的党支部，张为先任支部副书记兼组织委员，丁宜、周梅影任支部宣传委员，从而健全了党的组织，加强了领导力量，进一步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组织起来。
在健全组织的同时，李振远十分注重思想建设。他本人早年在安东(今丹东)从事抗日活动时，组织因叛徒出卖遭受过重大损失，所以他想尽办法开展政治思想和业务培训，以坚定成员的信仰。他单独给丁宜上课，再通过丁宜给其他成员上课。
严格的工作纪律也建立起来，形成了全体成员共同遵守的六条原则：一是做好掩护职业，老老实实，表现得不关心政治;二是绝不贪污，发现别人贪污就装作不知道;三是不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接触;四是销毁一切与马列主义有关的书籍;五是生活上保持清贫，不搞浪费，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六是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暴露的言语与行动，对敌人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
这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强了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保证了组织的安全。在地下工作中，他们始终严格坚持实行单线联系，不发生任何横的关系。比如，他们的总部设在沈阳的志城银行，整个情报网的运作都由这里指挥，但在银行内的小组只由张为先、丁宜联系，在沈阳地区的其他人员则由侯洛领导，甚至以志城银行职员身份活动的齐贯一与作家田贲(本名花喜露)租住在一个院子里，彼此却不知道对方是同一组织的同志;在长春的负责人为田琛、关克(本名关蕴韬)、夏航、高亮，他们各自分头领导一部分成员，仅由高亮单线联系的即有王佐卿、赵恩棠、程培之、王振经、史维国、朱星(本名朱玉绂)等15人;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星、何正卓、田贲等曾因其他抗日团体案件的牵连被日伪当局逮捕，但他们都没有暴露过组织的秘密，从而保证了组织始终未曾遭到敌人破坏。
1943年冬，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又派张友恒(化名李才)到东北巡视检查情报工作。张友恒在沈阳工作了10天，详细了解了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工作情况，与沈阳、长春地区的负责人分别谈了话，还特意见了张梦实和丁非，对他们背叛家庭、投身革命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向他们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中国去，迎接全国解放。”张梦实后来回忆，“李才走的那天晚上，我兴奋得好长时间没有睡着”。
张友恒这次到东北，通过考察，把经过党组织长期考验的米国钧、田琛、夏航、丁非、孙平化、金有声、关克、高亮等多名骨干分子发展为中共党员，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张友恒回根据地后，写出一份详尽的《满洲工作报告》，毛泽东阅后指出：“东北并非铁板一块，国防线是可以突破的，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潜伏在关外的陈卓毅。
当时，情报长期依靠交通员来传递，虽然安全有保证但时效性受限。1944年冬，李振远安排陈卓毅和丁宜，让他们搞两部电台，假借业务联系，建立关里关外直接联络的电台网。丁宜以扩展关内业务为名，说动银行从国外购回一部电台，又巧妙利用公开的银行业务发电，悄悄加入情报的内容，而接报人则是陈卓毅。这样，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建立了沟通关里关外的合法电台联系，重要情报的传递又快又及时。
组织的巩固和联络的畅通，使得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很好地保护了自己，情报工作效能也大为提升。大批重要情报被送到了抗日根据地，如：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关于在伪满生活的日本人反战思想;关于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作战能力、军官士兵的思想动态的情报等。
这些情报对了解掌握日伪的战争实力和战略动向极具价值。有的情报对直接打击日伪武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44年，担任伪满军事部次长秘书官室文官秘书的关克，听闻日本关东军抽调伪军主力铁石部队1.5万人秘密开往冀东，企图配合华北日军消灭八路军冀热辽部队。关克等人得知敌人这一阴谋，立即想方设法搞到了铁石部队的行动计划，并将该部的人员、装备、战斗力、指挥员的特点以及部队出发的时间、路线等写成详细材料报告了晋察冀分局社会部。冀热辽军区遂根据这一重要情报，制定了有效的对策，使铁石部队遭到沉重打击。
1945年4月中旬，李振远在沈阳街头偶遇一个远房亲戚，此人与他一见面就纠缠不休，李振远好不容易才摆脱，事后经调查了解到此人系为日本特务利用，专门到沈阳寻找李振远的。鉴于出现这个紧急情况，李振远夫妇立即转移，不久后被派往上海工作。李振远撤离后，东北地区的组织即由丁宜、侯洛负责。
194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一年，也是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对日伪情报工作取得成果最为丰硕的一年。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社会部情报史编写小组后来总结说：“东北情报组织利用有利条件，1945年系统地搜集了大量有关日伪满的军政重要情报。如关于日本关东军的战略部署和战略动向;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作战能力;海军舰种、数量、性能、机场基地等重要的军事资料，以及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的详细地图。”这些情报的取得，为后来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和我军进入东北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期的地下斗争中，艰险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损害了很多同志的健康，金有声、田贲、佟志杉等同志都因病牺牲在秘密工作岗位上。而因为他们是党的秘密工作者，至死以及死后都要保护身份不能暴露。1944年夏天，金有声病重住在哈尔滨的医院里，孙平化也帮助做些护理的工作，但他病情突然恶化身故之时，因为金有声公开的朋友中是没有孙平化的，孙平化不得不悄然离开，只能由伪满军队出面料理后事。孙平化后来深切地回忆说：“我们失去了一位兄弟般亲密的好朋友、好同志，给我们的地下工作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他没有看到日本战败的那一天，死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死得无声无息，没有战火、没有硝烟、没有轰轰烈烈的征战，可谁又能说他不是抗日英雄呢?”
地下地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东北人民经过十四年血战终于迎来了胜利，史称“八一五”光复。但因日军的迅速失败，东北各地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东北青年救亡总会为稳定社会秩序、开展革命工作付出了许多努力。
如在东北的最大城市沈阳，这也是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总部所在，地下工作者广泛活动。苏联红军进驻沈阳前后，地方治安极为混乱，丁宜与陈卓毅根据实际情况并经过党组织研究同意，敦促志城银行董事长陈楚材出面邀请地方知名人士，组织了沈阳市人民维持地方治安委员会，陈楚材被推选为会长，帮助恢复了市面秩序;丁宜还获悉有一批伪满军人出于对侵略者的痛恨，拟集中兵力突袭驻沈阳的日军，而一旦交火，则可能造成巨大灾难，丁宜即安排潜伏在伪满军队中的张进、于静纯出面制止了这场冒险行动，保全了城市;9月初，在八路军曾克林部进驻沈阳后，张进引导我军一举端掉伪奉天警备司令部，并起获大批日军武器，旋即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曾克林为司令员，张进被任命为代理参谋长，张进等人还受命代我军起草了安民告示;在伪奉天中央放送局内潜伏的贾毅(本名贾玉冈)，在混乱中组织中国职工成立了电台维持委员会，贾毅被选为委员长，在他领导下“沈阳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在伪满的统治中心长春，他们积极协助进驻的苏联红军肃清日伪残余势力、国民党特务等反动力量，搜集报送了军统少将特务组长石丰和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主任霍治贤等人勾结伪满军警图谋建军、长春市郊藏匿伪军活动、伪满上层集团人员思想动态等情况。特别是精通俄语的张梦实，协助苏军假借开会名义，将以张景惠为首的伪满大汉奸们全部擒获，并应苏军要求，隐藏地下工作身份，随同溥仪等人前往苏联关押，配合苏联方面对伪满战犯进行管理。直到1950年才与战犯们一起回国，随后张梦实公开身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担任对日本战犯的管理工作。关押在此的原伪满中央保安局高级特工岛村三郎见到张梦实，不禁惊叹：“当时我们都拼命地瞪大眼睛寻找从延安来的地下工作者，没想到张国务总理大臣的儿子张绍纪就是共产党，这个事实说明，伪满洲国的机密泄露是多么容易!”
随着我党在东北地区军事斗争的开展，这支活动于东北的情报工作队伍又与国民党在隐蔽战线上展开了斗争。1945年9月中旬，彭真、陈云等领导同志从延安来到沈阳，丁宜向他们汇报了地下组织的工作情况，并申请从地下转入地上，彭真充分肯定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重要贡献，同时又勉励他们要利用有利条件，继续搞情报工作。按照党组织的要求，东北青年救亡总会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隶属于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他们在东北各主要城市设立支盟，其成员继续执行潜伏任务，并在国民党进占东北以后，通过自身的社会关系，陆续打入敌人的有关部门，从事情工活动。
当年10月，丁宜通过志城银行董事长陈楚材推荐，担任了国民党东北行营中将副参谋长董彦平的秘书，随同东北行营进驻长春。很快，他即听说东北行营在怀德、伊通、敦化、舒兰等县搞起了7000多人的武装，向长春外围聚集，企图进占长春。丁宜设法确认这一情况后，向上级作了报告。当时长春由苏联军队驻扎守备，陈云指示以苏军身份在长春活动的原东北抗联领导人周保中，使用苏军驻长春警备司令部名义令上述武装集中集训。通过整顿清除反动头目及骨干，将反动分子一一逮捕，并筛选了4000余人整编成人民武装。丁宜又通过清华大学政治系同学、由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尚传道(后在长春解放前担任市长)，不断侦察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安排内幕。
1946年，苏军决定4月中旬撤出长春回国。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苏军撤出后要以敏捷迅速的动作攻占长春。东北民主联军请求东北局社会部责成长春情报站十天之内搞出一份长春城防图，以利攻城作战。丁宜接到指示后，让田琛设法。田琛部署打入国民党守军东北保安第二总队的田羽等人完成本项任务。田羽会同在该部参谋处工作的白山等几名地下工作人员，利用工作的有利条件，把接触到的防守部署和看到听到的零星材料收集汇总起来，编制了一份详实的“长春防守部署要图”，将守军各部防守区域划分、火力配备、各指挥所位置及通信中心位置等标到图上，并将各部队素质好坏、战斗力强弱、可资利用的弱点、建议我军选定主攻方向的根据等，写成书面材料附送上报。
东北民主联军依据情报，顺利攻克长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对这份情报非常满意，特别表扬：“敌人每道防线的工事构造、兵力和火力配备以及二总队司令部在战事紧急时迁往银行大楼的行动，都与所提供情报基本一致，你们干得好!”而田羽等随敌军被俘后，经组织安排以从俘虏营脱逃的形式得以再次打入敌军。
东北光复后，国民党各派势力纷纷把触角伸了进来。中统方面，原在地下活动的人员在各地公开挂出各种党部、专员的牌子，我方人员借机打入，如1942年1月因曾担任国民党吉林地下党部专员而被日伪当局逮捕判刑的何正卓，在狱中没有暴露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身份，抗战胜利，他出狱后即堂而皇之地以国民党哈尔滨市党务专员身份公开活动，实际上他由丁非负责联系，仍在秘密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他还被选为“国大代表”、出任国立辽海商船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得以开辟了国民党高层政治情报路线。
屡建大功的石迪。
军统特务张勃生自1941年潜入哈尔滨活动，1945年10月在道里水上饭店开会宣布成立军统局滨江组，自任组长。在张勃生指挥下，滨江组在哈尔滨的活动比较猖獗，大肆搜集情报、联络收编日伪残军和土匪武装，组织建军，建立电台传送情报，设立秘密据点，还多次实施暗杀活动。石迪、佟志杉、范迪厚等3人分别利用关系打入了滨江组，并担任了情报科长、军事科长、文书，从而秘密获取了该特务组织的大量核心机密。12月底，张勃生准备携带一批重要文件前往重庆军统局，石迪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上级，最后由苏军在哈尔滨火车站将张勃生等人密捕。滨江组受此打击，逐渐势微，在石迪等人运作下终于瘫痪以至彻底瓦解。
在四平活动的王谦(本名王恒煦)，在国民党军进驻后，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青年爱国社的组织，吸收了几名进步青年参加，对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特务组织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派遣人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了国民党军在四平地区的兵力部署情况和作战计划。王谦亲自把情报送到我军驻地双辽，帮助我军于1946年3月仅用10个小时即顺利攻克四平，获得了解放战争中著名的“四战四平”的首胜。
决战决胜
东北解放战争即将进入决战阶段，1947年8月，情报组织又再一次进行了改编，他们中除进入解放区人员外，仍在一线的情报人员，主要分属于由东北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长春工作站和辽南情报站。
长春工作站站长田琛、副站长高亮，他们派出地工骨干力量打入长春国民党守军各级部门、各个角落，上至国民党军军部、下至连队，从党政机关到警、特组织，都布建了可靠的情报关系。广泛侦察国民党军的动向，策动敌军起义，搜集国民党建军情况、作战计划，搜集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的分布及其活动情况等。1948年6月起，我军对长春开始实行“久困长围”的战略方针，长春围城期间，城内粮食匮乏，田琛指挥在长春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高路(本名高心鲁)、王诚(本名王恒烈)，以从事粮食贸易的商人面貌出现，他们通过关系以榨油为名购置了大批军用大豆，然后卖给市民，部分缓解了民间缺粮问题，而卖大豆款到守军手中却无法买到粮食，激化了军粮恐慌，加剧了长春守军的动摇。敌军发现问题找高路追要粮食时，高路等人又利用与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所谓盟兄弟的关系取得路条，安然撤离。
辽南情报站站长高原(即米国钧)、副站长石迪，他们一边组织对国民党开展策反工作，一边在国民党军高层指挥机关建立情报关系。1948年2月，在石迪等人的努力下，成功策动驻守营口的国民党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率部起义，这是我党在东北地区策反国民党军的一个成功范例。该师的起义不是一次仓促的行动，实际上，自伪满时期王家善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时起，东北青年救亡总会即长期做他的工作。1946年3月，王家善因国民党没有安排他的工作而赋闲，和他在一起的何正卓还向他做过试探，王家善则要求何正卓寻求与中共联络的渠道。这一情况通过侯洛向当时指导东北情报工作的潘汉年作了详细汇报，潘汉年指出，王家善此时的状态不适合投向我军，只有到了国民党大势已去时，“他到时能毅然率部起义，这样，王家善到我们这里，才能有所作为”。事情果然如潘汉年的判断发展，侯洛晚年忆及此事，不无感慨地说：“当1948年2月25日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消息发表后，我当时很快地就回想起潘汉年同志的指示是多么高瞻远瞩，多么正确啊!”
他们还建立了打入国民党军东北“剿总”的两条重要情报线，即“剿总”作战处中校机要秘书王绍文和“剿总”参谋处机要文书金振远，他们两人从不同方面收集上来的情况，使我军能够及时掌握敌军重要军事部署。1948年9月间，长春守敌按蒋介石的密令，准备以“抢秋”为掩护，放弃长春，走辉南、通化，与抚顺之敌会合。王绍文从东北“剿总”获得了布置长春守敌突围的这个行动计划。我军获得情报后，事先作了周详部署，突围的守敌刚一露头，就被我军猛烈的炮火堵击回去。
在辽沈战役决战阶段，他们分别获得了东北“剿总”司令长官卫立煌亲自签署的“廖兵团援锦，打通北宁线，向华北撤出主力”的绝密行动计划，使我军早在敌人各军、师级司令部接到战斗命令前即掌握了敌人行动方向，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抢先采取对策，对敌廖耀湘兵团在法库、彰武等多点发动攻击，同时，我军更加坚决加强了对锦州外围据点的攻击，于10月初解放了义县和锦西，并迅速攻克锦州，廖耀湘部进退失据，终于在黑山附近被我军全歼。东北解放后，东北军区参谋长刘亚楼表扬他们：“你们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对辽西战斗辽沈战役帮助很大。”
1986年3月，原东北青年救亡总会部分负责人合影(左起依次为田琛、石迪、高亮、侯洛、丁非)。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长期严峻考验的东北青年救亡总会的隐蔽战线功臣们，又分别转入情报保卫、外事外交、国防科研等战线，为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