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不是施舍，而是责任;“取”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地“予”。在这一予一取之间，体现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彰显的是群众路线的永恒价值。这是主席那一代共产党人的真信仰，而不是作秀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句源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六章》的古训，在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中，获得了极为生动而深刻的实践诠释。当我从多篇著作中读到“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百分之十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这一论述时，一种强烈的历史回响与现实启示在心中激荡。
这句话初看是经济问题，细思则是哲学命题，深究更是政治智慧。“百分之九十”与“百分之十”的划分，不仅是精力的分配比例，更是一种根本立场的确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服务群众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这种“予”远大于“取”的关系，打破了传统统治思维的桎梏，开创了新型党群关系的典范。毛泽东同志指出：“使⼈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
这种“予”远大于“取”的辩证思维，不仅体现了我党群众路线的思想光辉，也体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一文中，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提出了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正确方针。
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如果只知向群众要“救国公粮”，而不知先帮助群众解决“救民私粮”的问题，那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这段话的锋利之处在于，它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执政逻辑：国民党的逻辑是索取——只取不予，涸泽而渔;共产党的逻辑是给予——先予后取，培源固本。前者导致民心离散，后者赢得众志成城。
从经济学视角看，这体现的是“先培育税源，后合理征收”的朴素道理。但若仅停留在经济层面理解，便失之于浅。其深层蕴含的，是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坚定信仰，是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的自觉运用。这不是策略性的收买，而是根本性的立场——人民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不是负担，而是力量源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并非主张一味地“予”而不“取”。在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清醒地认识到“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但关键在于“取”的方式和限度：既要保证战争需要，又要“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更重要的是，“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这种辩证思维，既体现了对人民疾苦的深切体恤，又展现了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把握。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的“双管齐下”，则是这种辩证智慧的实践展开。一方面，军队“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开源增收;另一方面，精简机构，减少消费性支出。其结果是“我们的自给经济愈发展，我们加在人民身上的赋税就可以愈减轻”。这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越帮助群众发展生产，越能从群众中获得支持;越获得群众支持，越有能力帮助群众发展。
掩卷沉思，毛泽东同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群众工作方法，对我们今天的各项工作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技如何发展，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只有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群众才会真心实意地跟着党走。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行动指南。
肖志夫 ·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