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的起源
演讲人：韩建业 演讲地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演讲时间：2025年6月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玉章学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新石器夏商周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中西文化交流和文明比较等。出版《早期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华文明的形成》等专著近30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广义来说，从考古学诞生开始，就有了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后，就写了一本书《中华远古之文化》，把中华文化的源头追溯至仰韶文化。而从国家起源的角度讲文明起源，大约开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形成讨论热潮。
夏鼐先生在他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中国文明起源于大约距今4000年，这个时间比此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的晚商时期提前了好几百年。夏鼐先生说，如果殷墟或者商代晚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那就好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1985年前后，中国各地有了不少重要考古新发现，尤其是西辽河流域有了辽宁东山嘴、牛河梁等重要发现。苏秉琦先生根据这些新发现，提出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文化晚期就开始文明起源。稍后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提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要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这又往前推了几百年。苏秉琦先生后来又提出，中华文明起源于距今6000年、8000年，甚至万年前。二十一世纪初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前十几年主要由王巍和赵辉先生负责，至2018年工程第四期结项时，提出距今5800年前后有了文明起源。而冯时先生则认为，中国拥有至少8000年未曾中断的文明史，起源自然就应当更早。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境内的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墓葬祭祀区（2024年摄）。新华社发
8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我主张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三个阶段分开，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其中仅文明起源阶段就长达3000多年。
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原生文明都是农业文明。从考古发现来看，中国农业起源于距今1万年前，南方有水稻、北方有小米，这和西亚农业起源的时间基本一致。距今8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大江南北初步形成了“南稻北粟”二元农业体系，南方种两种水稻（大米）：粳稻、籼稻；北方种两种小米：黍和粟。到距今约6000年，农业已经成为主体，并形成真正的农业社会。之前虽然有农业，但那时先民吃的食物主要还是来自狩猎、采集，自距今6000年以后则以粮食为主。距今约5000年，中国农业家畜的情况复杂起来，从西方陆续传入绵羊、黄牛，更晚还传入小麦。农业的起源和发展节奏，正好可以和文明化的节奏对应起来：8000多年前农业初步发展，文明起源迈开第一步；6000年前农业成为主体，文明起源迈开第二步；5000多年前农业复杂化，文明社会正式形成。
距今8000多年的时候，考古学上称之为新石器时代中期，当时中国的中东部有不少新石器时代文化，形成了四个文化区或四个文化系统，其中位于现在河南省的裴李岗文化相对发达，地理位置居中，既可辐射八方也能海纳百川。在裴李岗文化的联系和带动之下，距今800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初步交融形成了一个相对的文化共同体。
这时候人们的思想观念很不一般。以属于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为例，墓葬随葬的龟甲里面放有石子，发掘者张居中先生等认为这里曾经有过龟卜，龟卜属于数卜。八卦、周易也都是数卜。也就是说数卜在8000多年前即已出现。贾湖有好几座墓葬里放了八副龟甲，传说中八卦最早就是八副。龟甲的特点是背甲圆穹、腹甲方平，正可象征“天圆地方”。用龟甲占卜说明当时的人可能已有了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汉代前后就有以龟甲象征天地的文献记载。有些龟甲上还刻有一些符号，冯时先生将其中一个像眼睛的符号跟彝文做对比，认为是吉祥的意思。推测部分符号表示的是占卜结果，这与后世的殷墟甲骨文有相似之处。
贾湖遗址还出土了骨叉形器和骨尺形器，有人认为它们其实就是上古的规和矩，汉代墓葬里面就常见女娲、伏羲手执规、矩的图像。古人以规矩来规划天地、观象授时。我们知道8000年前中国农业已经初步发展，发展农业最需要精准的农时，播种出现时间偏差就会影响收成，这只有观测天象才能做到。比如民间谚语说“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东方的龙角星在地平线升起的时刻，是华北地区开始春耕播种的时节，也是传说中伏羲、女娲的诞辰日。
贾湖遗址出土了几十把骨笛，多数为七孔，可以演奏宫商角徵羽五声曲调。但也有人认为这不是笛子而是天文学仪器律管，古人用它来以吹灰法定节气。裴李岗文化有很多种陶壶，壶口很小，应该是装酒的，科技检测也证明里面装过酒，这些酒的主要功能应该是祭祀。对于古人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祭祀天地山川祖先，周人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其中祀天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祭祀礼仪，里面蕴藏着先民一整套的宇宙观。
裴李岗文化先民实行土葬，重视尸骨长存，体现“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仰身直肢葬伸展的姿态和较长墓坑，像是逝者的“永久居所”。裴李岗文化等的墓葬排列非常整齐，可能按辈分、性别等进行排列，说明当时的现实社会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秩序，墓地构建了一个贯穿生死的社会大秩序。这就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族葬”“族墓地”的起源，也是强烈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是中华先民重视亲情人伦的体现。这些墓地使用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之久，是先民心心念念的“祖坟”，体现出早熟的历史记忆传统。中华民族后来特别重视历史，有很好的历史文献记载，自然也就不奇怪了。土葬族葬、仰身直肢葬等，和同时期西亚流行的天葬、火葬、居室葬、屈肢葬等有很大不同。
贾湖墓葬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考古人员发现，较大的墓葬随葬器物多达60件，包括龟甲、骨规、骨笛等特殊物品。这些应该都不是财富的象征，而是跟墓主人巫觋身份相关的器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墓的主人基本都是成年男性。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母系氏族社会，但贾湖墓葬让我们看到当时掌握祭祀大权的是男性，这是否说明8000多年前当地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传说中中华先祖伏羲别婚立制、鼎定婚姻，这与贾湖墓葬呈现的情况是有所吻合的。
除了裴李岗文化，黄河流域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现象。陕西和甘肃的白家文化，也叫大地湾一期文化，时间上限比裴李岗文化晚不少，可能是裴李岗文化西进并融合当地文化传统形成。白家文化有中国西部最早的彩陶，主要画在钵里面，都是些有特殊含义的符号，类似于贾湖龟甲上的刻符，推测这些彩陶器可能与祭祀有关。白家文化，还有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也都有和裴李岗文化一样的土葬族葬墓地。
令人惊奇的是，钱塘江流域距今9000年前后的上山文化显得颇为早熟，许多陶器表面涂有一层红色的陶衣，如同上了釉一般十分精美，这里还有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上面有含义深邃的彩绘符号。其中义乌桥头遗址的彩陶符号最多，有一件陶罐上有对称的四个符号，每个符号上下六画，跟《周易》的阴阳爻卦画几乎完全一样，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八卦卦画符号。经测试分析，上山文化陶壶里也曾装过酒，应当也与祭祀有关。
湖南省洪江市安江镇高庙遗址博物馆展示的文物。新华社发
我们前面讲到贾湖遗址有数卜习俗，但没有八卦符号，在桥头遗址终于看到了八卦符号，但不见龟甲。无论如何，它们承载的精神文化信息是相通的，也说明伏羲创作八卦的传说可能有真实历史背景。关于八卦数卜，我们还可以看看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该遗址出土的一些鹿角或者木棒上面也有六画一组的符号，但和阴阳爻卦画有所不同。类似的符号在商周青铜器上早有发现，早年北京大学的张政烺先生破译了这类符号，认为是易卦的数字卦象符号。跨湖桥的数字卦象符号能与桥头的卦画符号联系起来，也能够与贾湖龟甲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史前数卜的大系统。
湖南洪江高庙遗址位于洞庭湖西南，距今约七八千年，发现了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有的白陶上的图案像一个人形，头中心是凹边四边形、外面是八角星纹、再外面是圆形，凹边四边形可能象征天极，八角星纹可能象征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加上外面的圆形，有可能是“天圆地方”观念的体现。八角星纹在古代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甚至到了汉代式盘上仍旧保留其基本图案。我推测白陶上的这个人形图案可能是古人心目中“天”的形象，表明七八千年前中华先民就出现了敬天观念和祀天行为。高庙白陶上还有一种很神秘的大口獠牙图案，带两个翅膀，发掘者贺刚先生认为这是飞龙，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意，我觉得有道理。这个图案后来传到良渚文化、石峁文化、肖家屋脊文化，甚至商周青铜器上的所谓兽面纹、饕餮纹，本质上都是源自这种龙纹。除了飞龙，还有托举飞龙、八角形纹、太阳等展翅欲飞的凤鸟图案。飞龙、飞凤图案两侧往往有高塔一样的形象，我认为很可能是天梯或通天神庙。在遗址上也确实发现了几个特别大的柱洞，发掘者认为这里曾经建有很高的梯状建筑。通天观念多少有些原始萨满的意思，上古时期普遍存在三界可互通、通天需要借助天梯一类的观念。
东北地区的西辽河流域，距今七八千年前有个兴隆洼文化，其中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古村落的中央，发现了一条用碎石堆砌的龙，长近20米，在它肚子附近有10座墓葬，可能是祭祀性质。近年在查海遗址旁边的塔尺营子遗址发现了一块小石牌，上面刻有带獠牙的龙形图案，跟高庙出土的同类图案相似，令人称奇不已。此外在内蒙古林西的白音长汗遗址也发现了带獠牙的面具形器物。
兴隆洼文化的社会很有秩序。该文化遗址的村子外面多有环壕，里面是排列整齐的方形房子，中间一般有一座举行仪式的大房子。西亚在八九千年前有很大的村落，比如现土耳其境内的恰塔尔丘遗址，比兴隆洼文化的村子大多了，但却没有如此强的秩序感。兴隆洼文化墓葬里还随葬非常精美的玉器，自然天成，温润如水。能雕刻出如此精美的玉器，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工。
考虑到数卜八卦、龙形象及天圆地方、通天敬天观念，土坑竖穴墓、族葬及祖先崇拜观念广见于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我得出一个结论：大约8000年前，中华先民的宇宙观实际是“一元”的。虽然当时先民们居于大江南北不同地方，大家用的瓶瓶罐罐、住的房子等有区别，但宇宙观是基本一致的，都有“敬天法祖”信仰。
距今7000年左右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仰韶文化时期，村落、人口更多，之前形成的诸多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继续发展。仰韶文化时期社会更加有秩序，例如陕西临潼的姜寨村落，中央是广场，房屋建筑分五组，每组有一座大房子，所有房子的门都朝向中央广场，不怕刮西北风，说明对秩序的追求和集体主义精神已经胜过了人们的身体感受。仰韶文化有很漂亮的彩陶，有些钵上刻有字符，继承白家文化传统。小口尖底瓶是典型的酒器，苏秉琦先生认为甲骨文的“酉”字就是它的象形，所以叫它“酉瓶”，近年的科学分析也表明它确实是装酒的。小口就是为了把瓶子塞住，防止酒精挥发。以前流行的说法称其是装水的，以讹传讹，其实打水从来都是用大口的器物。此外，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有6000多年前的蚌塑“龙虎墓”，冯时先生认为这里的龙、虎形象，就是天文学上四象里面的青龙、白虎，墓主人脚下还有人胫骨和蚌壳堆塑的“北斗”，这实际上是比较成熟的盖天学说的产物，当然也是承袭了8000多年以来的天文学观念。
7000年前在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该文化一件象牙雕版的中间是太阳，两边是凤鸟，一般认为这个图案是“双凤朝阳”，我以为叫“双凤托日”更贴切。两个凤鸟托着太阳往上飞，这样的形象和七八千年前的高庙图像很类似。还有一件陶盆，两个侧面刻画了两组各三个图像，虽然画得很粗糙，但仔细看每组图像两侧的动物都有足，应该是鸟而不是鱼；中间部分一个是神禾，一个是带有“介”字形冠的神面。整体来看，就是双凤托着神禾或神像向上飞举的样子。
6000年前：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首先看黄河中游地区。在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处，6000年前出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个庙底沟类型动力十足，出现后向四周强烈影响，使黄河中游地区整个仰韶文化区的文化面貌变得空前统一。庙底沟类型典型的花瓣纹彩陶遍布于中国大部地区，北边到内蒙古中南部甚至现蒙古国东南部，东北到西辽河流域，东边到长江下游，南边到湖南，西边到青海东部，西南到四川西北部。在短时间内能够造成如此大的影响，一定和中心的强大有关。正是因为庙底沟类型的强烈扩张影响，造成中国大部地区交融出现一个三层次的大文化共同体，意味着早期中国（中华）文化圈或者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在汝州阎村一件陶缸上彩绘有一幅画，严文明先生称其为“鹳鱼石斧图”，认为可能是白鹳氏族战胜鲢鱼氏族的“纪念碑”，因为鹳鱼旁边画着一把象征军权的石斧。其实从画上看不出是否为石质，如果象征军权就是钺，所以称之为“鹳鱼钺图”更好。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崇鸟（凤）的庙底沟类型曾经一度胜过崇鱼（龙）的半坡类型的“纪念碑”，和庙底沟类型对陕甘地区的影响吻合。
6000年前或稍后的晋陕豫交界区社会发展很快。聚落数量较以往增加了三四倍，出现了几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推测人口的增加不止三四倍，还出现了几百平方米的单体宫殿式建筑。河南灵宝的西坡大墓面积达到10多平方米，规模空前，但随葬品却很少，除了象征军权的玉钺、装酒的陶缸，其余就是一些比较粗糙的陶釜灶、杯、钵等。显然不是因为没有好东西可以随葬，至少这一时期彩陶是有的，却不往墓里放，放的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且往往成对出现，这是一种特殊丧葬观念下的产物，我把它归纳为：生死有度、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认为它是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的体现，也是后世礼制的雏形。后来西周中晚期的贵族墓葬就按照不同级别随葬九鼎八簋、七鼎六簋等，不能随意增减，形成鼎簋制度。
上山文化时期筒形罐。新华社发
不仅是中原，黄土高原中西部也有很重要的发现。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5000年前形成了超过10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出现了420多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中间为前开三门的殿堂，前有三排柱子的大厅，其余三面有侧室、后室，堪称后世组合式经典宫殿建筑的原型。殿堂的两个顶梁柱洞直径近1米，中央火坛直径2.5米，规模惊人。虽然大地湾的组合式宫殿式建筑和西坡等地的单体宫殿式建筑有不一样的地方，但都是社会严重分化、权利趋于集中的产物。
可能受中原庙底沟类型的刺激，其他各地也陆续开始了文明化进程。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也出现了大墓，其中一座墓就随葬了100多件器物，这与西坡大墓很不一样，它既注重财富，也注重墓主人的个人地位，“富贵并重”，我称之为文明起源的“东方模式”。长江下游地区的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也有大墓，一墓里面有5把石钺、20件玉器。最夸张的是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遗址本身100多万平方米，其中一座大墓随葬330件器物，仅玉器一项就多达200件左右，这些玉石器层层叠叠、堆满墓室，奢侈豪华至极。距今5500年前后，包括埃及、西亚在内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么豪华的墓葬。这些精美玉器的制作需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体现社会分化、权力集中。凌家滩玉器的内涵也很丰富，比如插有玉签的玉龟形器当用于数卜，放在玉龟里面的八角星纹“洛书”玉板蕴含天圆地方、四方五位、八方九宫，和七八千年前先民的宇宙观一脉相承。
长江中游地区距今5500年左右分布着油子岭文化，已经有了天门龙嘴、谭家岭等城址，屈家岭遗址已有中国境内年代最早的水坝遗迹，这些应该都是社会存在较强的社会组织能力的体现。油子岭文化晚期出现仅随葬大量陶器或者仅随葬大量猪下颌骨的富墓，其中荆门龙王山一墓就随葬200多件陶器，显示出“重富轻贵”的丧葬观念，我称之为文明起源的“江汉模式”。油子岭文化发明了十分精美的轮制薄胎泥质黑陶，年代远早于其他地区。
再看西辽河流域，那里5000多年前进入红山文化晚期，出现了牛河梁这样的超大型祭祀中心，最重要的是祭坛、女神庙（女祖庙）、大墓冢，简称“坛、庙、冢”。红山文化和中国当时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有偶像，这是东北地区老传统。有些塑像栩栩如生，有些像是真人三倍大小，应该是祭拜的对象，但不一定是神像。有的可能是女性祖先或男性祖先的像，或者巫觋之像。因此叫“女祖庙”可能比“女神庙”更准确。最近的考古工作发现，在“女神庙”上方更高位置，还有多座石砌护坡台基建筑，总面积数万平方米。牛河梁还有祭祀天地的“天坛”“地坛”。有的圆形“天坛”分三圈，每圈外周立有一周陶筒形器，可能象征沟通天地。红山文化也有很大的墓葬，仅随葬玉器，大多数都是一些祭祀用的法器，推测应是大巫觋们的墓葬。牛河梁祭祀中心的建造需要强大动员能力，玉器制造体现高水平社会分工。这种强调神权的社会自有特点，可称其为文明起源的“辽西模式”。
小结
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时代，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来说，当时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有理由将中华文明起源提前到距今8000年以前，将其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阶段。距今8000年前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原创思想爆发期，远早于某些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轴心时代”。
参观者在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内的仰韶文化博物馆观看展品。新华社发
距今6000年前及稍后的庙底沟时代，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出现大型聚落、大型祭祀中心，有了大墓、城垣、殿堂式建筑，以及大量美玉、美陶等，其建造或制造需要较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和较高的技术水平，显示当时已出现掌握公共权力的首领和贵族，社会开始了加速复杂化的进程，迈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二步。
中华文明的正式形成得到距今5100年以后，限于篇幅，这部分内容我们以后再讲。
我认为，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进入国家阶段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文化实体。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有“一元”宇宙观，其核心是“敬天法祖”，这种观念或信仰使得中国人能将自身置于天地宇宙古往今来的适当位置，永存诚敬之心，常有家国情怀。我认为，史前的“一元”宇宙观，是中华民族于此后数千年中能够在文化上不断趋向“一体”、在政治上不断趋向“一统”的内在动因。
《光明日报》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