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笛是一种源于古羌人的民族民间乐器，传说是秦汉之际游牧在西北高原的羌人所发明，故名羌笛，传入中原后，形制经过了改变。从南朝至唐宋的诗词中，经常能见到它的身影。羌笛既是唐诗中最常出现的意象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文化符号。林庚在《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中说，“只要碰见笛声，便似乎无往而不成为好句”。
《说文解字》对“笛”字的解释中有“笛，七孔筩也。从竹，由声。羌笛三孔”之描述。应劭《风俗通义》引《乐记》云：“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秽，纳之于雅正也。长二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马融笛赋曰：‘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以当檛便易持，京君明贤，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京君”即西汉末学者京房，马融认为正是京房加了一个最高音按孔，使羌笛成为五孔。
沈括的《梦溪笔谈》也对“羌笛”进行了描述：“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旧说皆不同，周礼笙师教篪篴。或云汉武帝时，丘仲始作笛，又云，起于羌人。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为之注云：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唐代李善还曾对“双笛”进行释解：“然羌笛与笛二器不同，长于古笛，有三孔，大小异，故谓之双笛。”按李善所言，“羌笛”“双笛”应皆源于古羌，可见古羌在乐器制作上颇有造诣，而且，根据沈括对“羌笛五孔”的描述可推断，至少在汉武帝之前，羌笛已流行于中原。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在“双笛”后注谓“五孔”，给人感觉“双笛”为一件乐器，其形制乃双管并列，具备五孔。近代黄侃在《文选平点》中亦云“曰近世双笛，别于古笛也”，将“双笛”与“古笛”视为两种乐器。清代胡彦升在《乐律表微》中认为“横笛始于羌，与竖笛为双笛。马融《长笛赋》谓‘近世双笛从羌起’者，古笛，非出于羌。世有双笛，乃从羌之有横笛起耳”。虽与马融、李善观点有异，但均认为“双笛”源于古羌。
南朝梁虞羲最早将“羌笛”引入诗词创作之中，其在《咏霍将军北伐》中所作的“胡笳关下思，羌笛陇头鸣”，借“胡笳”“羌笛”歌颂汉名将霍去病的丰功伟绩，也表达出自己立志为国效命、马革裹尸的壮志豪情。南朝梁庾信奉使北上，羁留长安，被迫仕于西魏、北周，再未回南方，在这种心境之下，庾信写下了“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再借“胡笳”“羌笛”之音，抒发自己羁旅的孤寂凄凉。南朝陈张正见在《陇头水二首》中也用“羌笛含流咽，胡笳杂水悲”，表达出戍边将士听着“胡笳”“羌笛”之音，饱受思乡之苦，守卫边塞的家国情怀。在这几首诗中均有出现了“陇头”，指代当时边塞之地，也正是其时氐人、羌人的聚居之地。南朝诗人的创作，是“羌笛”在唐代边塞诗词中密集出现的前奏。
唐代诗人尤其爱在诗作中用“羌笛”的意象。尤其是边塞诗人借物咏志，将“羌笛”低沉、伤痛、深幽的曲调，与边塞荒凉、久戍边疆征未还的思乡之情形成对应。如李颀的“今为羌笛出塞声，使我三军泪如雨”，岑参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等。而王之涣的千古绝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更将这种思乡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另外，唐代李氏皇帝崇信道教，拜老子为始祖，崇尚虚无、淡然、自然的审美风尚。而羌笛“廖亮清越”的声音特点，正符合道家哲学的审美偏好，所以羌笛受到唐代上层社会的追捧。胡震亨《唐音癸签》：“玄宗幸蜀，行次骆谷，谓高力士曰：‘吾不用张九龄之言，至此。’索长笛吹一曲，潸然流涕。后有司录成谱以进，且请曲名，上曰：‘吾因思九龄，可名此曲为《谪仙怨》。’其音怨切，诸曲莫比。”
至唐代中期，“羌笛”从最初表达戍边艰辛和思乡之情，逐渐演变为倾诉别离之情的符号，曾经的边塞、戍边、瀚海、大漠等情境表达被弱化。如李白在《清溪半夜闻笛》所作的“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描绘的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悲愁之情尽显。沈宇《武阳送别》中的“菊黄芦白雁初飞，羌笛胡笳泪满衣。送君肠断秋江水，一去东流何日归”，此处的“羌笛”已成为表达离别悲伤之情的代名词。杜牧《见吴秀才与池妓别，因成绝句》中的“红烛短时羌笛怨，清歌咽处蜀弦高”以及南唐冯延巳《芳草渡》中的“燕鸿远，羌笛怨，渺渺澄波一片”，更是道尽了满腔的离愁别绪。此时的“羌笛”已脱离其器用功能，主要表现出其文化属性。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张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