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大事，必须有大本事。要有大本事，就必须努力学习。古人所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是中国近代百年最伟大的成功者。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发愤读书，在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攀登。他从书本中获得知识，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
1909年，毛泽东在说服父亲后，先后到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这最后一年的私塾学习，教学方法和内容与以往大不相同，先生以渊博的知识，新颖的思想，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使毛泽东读了不少以往不曾看到过的书，也想了不少问题，思想大为开放，并最终产生了要走出韶山冲的强烈愿望。
1910年秋毛泽东又成功地说服父亲暂时收起让他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的想法，到东山学校去读书。这一决定，对毛泽东的一生无疑具有转折意义。无法想象，如果毛泽东听从了父亲的意见，去做米店伙计的话，毛泽东还是不是日后的毛泽东。
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以前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旧式私塾只是教授经书之类。东山学堂虽然也教经书，却主要实行"新法教育"，讲授当时作为新学内容的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校长李元是一个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在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学生讲一些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外国列强侵略、欺压的历史事实。毛泽东听了，深为祖国的命运而忧虑。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从那里借阅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看到他那么如饥似渴地读历史书，国文教员贺岚冈很是赞赏，感到毛泽东的确不同凡响，贺岚冈还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是明朝人袁了凡依照朱熹《通鉴纲目》体编写的通史。
当他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登到学堂旁的东台山山顶的时候，只见七级宝塔，高耸人云，极目远眺，万里河山，苍苍茫茫。偏居一隅的东山已经不能容纳他汹涌澎湃的心。毛泽东决定冲出乡关，到长沙去!到一个决然不同于东山的大地方去!
此时，中华大地上已经响起了伟人的脚步声。
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走出湘潭，跟着东山学堂赴长沙任教的贺岚冈老师来到了长沙。经贺老师推荐，他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对毛泽东来说，长沙的确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是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二三十所新学校。毛泽东所崇拜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和唐才常创办的时务学堂就在这里。此刻，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起的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两湖地区，尤其是武汉和长沙正是斗争的最前沿。
毛泽东初到长沙，便被这激荡人心的革命气势所感染。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学了几个月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投入长沙革命军，当了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列兵。当兵期间，毛泽东并未放弃学习。新军里士兵每月饷银7元。在这7元之中，毛泽东每月除花2元用在伙食上，以及买水要用些钱外，其余的都用来购买报纸。每天操练以后，一有工夫，他就坐下来看报。他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纸的人。
1912年春，毛泽东谢绝了军队中一些连排长的挽留，离开了兵营，决定继续求学。
在经过许多选择后，毛泽东报考了著名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毛泽东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主张教育为主说，取得了第一名。他当然被录取了。
省立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的学校。学校的图书馆里，当时京、津、沪、汉有名的报纸，本省的公私报纸，订得相当齐全。毛泽东在择业问题上经过一番选择后，仍然把兴趣放在"革命后的国家大势和民族、人民的命运"上。他经常出入图书馆，翻阅各种报章杂志，研究社会问题。他写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就反映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
毛泽东认为，法令是国民谋幸福的工具。法令越好，为老百姓谋取的幸福就越好。老百姓唯恐不颁布这样的法令，唯恐颁布了而不生效。一旦颁布，必尽全力保护和维持，务使其达到实施完善之目的。政府为了国民而立法，国民岂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
接着，毛泽东又指出，黎民百姓最怕的，是那种打着为民的旗号，实际上并不实行或并不代表人民的法律。这样，"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人民不关心法律，"吾又何怪焉?"毛泽东这里是借古喻今，讽喻当时袁世凯政府并不真正地代表人民。毛泽东已经从当时"共和"的表面，认识到它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共和"、"幸福"的实质。
国文教员借给他一本《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毛泽东读了以后，得出结论：不如独自看书学习。
他退学了。入学一共六个月。
1912年7月，毛泽东离开省立中学后，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
他的住处离图书馆有三里地。每天一开门，毛泽东总是第一个走进馆里来，借了书，就伏在阅览室的桌子上，聚精会神地读。图书馆关门时，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只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出去买两块糕饼当午餐。从夏到秋，从秋到冬，毛泽东日复一日地坚持到图书馆去读书。在北风怒号、大雪纷飞的严寒季节，坐久了脚冻得发痛，毛泽东除了活动两脚，仍然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书本上。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贪婪地读，拼命地读。每读一本书，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一段自学生活时，饶有风趣地说：那时，我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
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以及卢梭的《民约论》等，这些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重要著作，充满了反封建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激励、影响着青年毛泽东。
他当时住的湘乡会馆里，不但住着许多学生，同时也住着许多退伍或者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经常和学生吵架。一天晚上，他们之间竟爆发了一场战斗。士兵们袭击学生，甚至企图杀死学生，好在毛泽东当时不在现场。
这时，父亲也拒绝供给他生活费用，认为他这样是不务正业，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
毛泽东决心寻找新的住处，也在认真也考虑自己的职业。最后，他选择了教育。他觉得自己最适合教书。他注意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广告，宣称该学校的好处是：不收学费，膳宿费低廉，而且是培养小学教师。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也很快得到了家里的同意。这又是毛泽东确定人生坐标的重要一步。应该说，这一选择，对于他日后的成功是非常关键，又是非常正确的一步。
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四师春季始业和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同编入一班。毛泽东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第八班。全班共有学生30人。这样，按学制他多读了半年，直到1918年暑假才毕业。在一师的求学时间达五年半。
正是这第一师范五年半的学生生涯，成为毛泽东青年时代风华正茂的岁月，成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跃上新境界的重要时期。因为他把读书看成是为救国救民储才蓄能。在以后师范学习的五年半时间里，他在文化科学知识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政治思想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这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杨昌济老师。毛泽东后来深情地回忆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而且在这本书的影响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
清晨，当东方刚刚露出晨曦，毛泽东更走进了教室。借着窗前的一抹亮光，他开始了自习。上课了，他静静地端坐。对于那些他认为是有用的课程，他用心地听着，咀嚼着。而对那些他认为枯燥无用的课程，他却并不专心。他的思绪仍然停留在他要研究的问题上。
为了博览群书，他常常买书。无钱买新书，就到旧书店买旧书，或者借书、抄书。
读书!读书!读书!毛泽东贪婪地、刻苦地读着书。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习是毛泽东一生中所接受的最完整、最系统的一次正规教育，正是这五年半的学习生活，为毛泽东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自己也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外国留过学。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
有人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口的，有些岔道口，你走错了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人的一生。毛泽东的成功，首先在于他在求学之路的一个又一个的岔道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来源：毛选研学社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