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地方官学虽见于先秦经典，但在全国普遍设立始于唐宋时代。儒家将教化作为地方治理的根本。而州县官学则是地方官府最重要的教化场所，既是教学也是礼仪的空间，合称“庙学”。释奠礼、释菜礼、乡饮酒礼、养老礼等都可能在官学举行，而释奠礼则是最隆重的礼仪活动。从唐代到两宋，儒学的主题虽有转向，但儒学在地方不断普及、下沉却是不变的趋势，这其中学校的普及与发展、释奠礼仪的逐渐固定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儒学的传布、下沉，让中国传统国家的政治根基得以不断强化。
《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故儒家称“学”者必有祭祀先圣先师的空间；而称文庙、孔子庙者，也是讲学之所，两者在两汉魏晋已渐不可分。按照郑玄的解释，周公和孔子都可以是先圣。孔颖达也未对先圣是谁给出定论。历朝释奠礼的崇祀对象多有反复。东汉以降或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或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唐太宗贞观初年，在房玄龄等人的建议下，唐廷将周公从释奠礼中移出，确定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不久，诏令天下州县“皆作孔子庙”。至此，孔子在学统中的至高地位最终确认。唐玄宗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孔庙又称文庙。唐玄宗要求地方州县每年春秋各行一次释奠礼，冬季则行乡饮酒礼。唐代地方官府虽定期举行释奠礼仪，但社会呼应尚不足，讲学之风也未盛，礼仪功能远大于教学功能。到了中晚唐及五代，随着中央权威的下降，地方藩镇往往以财税与兵事为先，使得这些建筑失于维护。在兴旺的佛寺道观映衬下，显得格外破败。而以韩愈为代表的士大夫主张复兴儒学，并将地方文教视为重拾治道的重要途径。
五季乱离，中原及北方地区兵火迭起，斯文扫地。但南方相对安定，部分政权能先于北方走出武人政治，重振文教。他们一边吸引北方士人，一边在境内州县崇儒建学。例如前蜀建立者王建就提出“国之教化，庠序为先”，要求各地重修文宣王庙，以时释奠。这些政策为后蜀继承。后蜀刻印九经，借由州县学校传布，令蜀地成为文教昌盛之地。南唐政权以唐王朝正统自居，在辖境内遍设学校。这些都为北宋建立后全面转向文治奠定了基础。
宋代地方官学的蓬勃发展
北宋建立后，南方各国的藏书汇于开封，为文教振兴打下基础。但州县学校起初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个别州县长官在政事之余看到旧学破败不堪、不庇风雨后，才努力筹措经费，或翻新展基，或改址重建。宋太宗即位后大兴文教，进一步搜访图书；组织人力校勘、编印唐代《五经正义》等。同时，宋太宗大幅增加了科举录取的名额，大力提拔及第士子。于是，越来越多的地方精英投身科举。随着读书应举的士子增多，各州县有更多儒学教育的诉求，地方社会也就有了越来越强的动力配合州县长官新建或扩建学校。新学建立后，州县官可向中央申请释奠礼所需礼器、教学用的经书刻本。至宋真宗朝，宋廷再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多次下诏要求地方州县兴修，并给生徒达到一定规模的州县学颁赐九经。
在国家倡导和地方呼应下，州县学校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然而兴修容易，维系难。有些州县先有了孔庙，只是逢典礼时偶有讲学活动，操持较易。若教学活动到了一定规模，聘请教授、购置教材，供给几十甚至数百个生员的住宿、饮食，就需要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当时州县学经费来源十分多元，除了中央拨款和地方财政，常须社会捐赠，长官为办学捐出私俸也十分常见。但即便兴修时经费充裕，由于知州和县令的任期通常不足三年，继任者能否长久维系仍是始建者担忧的问题。为了让庙学能长久运营，在营建之初就购置学田，以租供学，成为当时主要的解决办法。到了仁宗朝，宋廷又多次给地方州县学拨地或拨款购地。例如，天圣末宰相王曾罢相后受优待，回老家青州担任知州。他回故里后兴建青州州学。而宋仁宗为表示褒宠，赐予图书、颁赐学名、赐公田三十顷以为学田。
北宋全国修建地方学校的高潮正是出现在宋仁宗朝。以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代表的士大夫虽受益于科举取士增加得以跻身高位，却激烈批评当时的科举制度和地方行政舍本逐末，不能有效推行教化，不合圣人之道。他们认为教化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催征钱粮、听讼断狱表面重要却都属于末事。当时科举已允许士子投牒自荐，但士大夫们对国家难以在考试之前先行教化并考察士子之行实十分忧虑。因此，他们主张回到为治之本，重新将州县学校置于地方治理和人才选拔的根本性位置。庆历三年，宋仁宗号召在全国兴学,并要求士子在学校学习三百天以上才能参加乡试。从此，科举与学校逐渐绑定了起来。当时大多数士人都希望由学校来考察人才，士子由县而州，由州而中央，逐层升迁，最终让朝廷的人才均自学校而出。这一构想一度在北宋中后期的新法运动中付诸实施。但在南宋，士子无论在学与否皆可应举。学校与科举的完全绑定到了明清才最终实现。
释奠礼中理学系谱与地方文脉的凸显
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取得了儒学正统的地位。两宋州县学在不断发展的同时，释奠礼崇祀对象也在不断调整，最终体现出程朱的理学系谱。与此同时，各地又不断挑选地方先贤进入州县庙学成为崇祀对象，努力呈现本地的“文脉”。
唐贞观后，庙学供奉先圣孔子，并以颜回配享。但与佛道及其他神祇崇拜不同，儒家的释奠礼并非人神交涉。自孔子、颜回以及从祀的孔门后学，都是作为士人的榜样而被崇祀，意在唤起士子向学之心。这就为挑选近代和本朝大儒进入庙学崇祀序列提供了前提。北宋人推重孟子与韩愈。宋神宗以孟子配享孔子，又将韩愈纳入从祀的序列。宋徽宗为表示恢复新法，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形成颜回、孟子、韩愈、王安石四人同配享的格局。钦宗即位后再废新法，取消王安石的配享。至宋理宗时，再以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程朱理学一系的本朝儒者从祀孔子。宋度宗时，最终形成颜回、孟子、曾子、子思四人配享，从祀者又增加司马光等人。庙学崇祀格局完全体现出程朱理学的传承谱系。
从北宋中期开始，各州县渐渐开始在庙学空间崇祀本地乡贤。例如平江府学有范文正公祠，以安定先生胡瑗配享，每逢释奠礼亦“焚香拜首”。哲宗绍圣初，福州州学已有先贤堂，崇祀陈襄、郑穆、刘彝、周希孟和陈烈等五人。他们或经科举入仕，成为名宦；或未出仕，却以学问名世。此后又增加了陈祥道、柯述、刘康夫、郑侠、常衮和王祖道等。总之，这些人允政允学，都能代表本地儒学传统，亦为在学士子之表率。当然，若州县有年代更早之儒学先贤，就更容易被树为本地文脉之源。例如，孔门十哲之一的子游是吴人。唐宋时代，大家相信他的籍贯具体就在苏州常熟县。庆元二年，朱熹门人孙应时于常熟县学立子游祠堂，举行了隆重释奠礼，并请朱熹撰写记文。乡贤进入庙学后，就成为地方社会的典范。在读学生和在地士人都通过释奠释菜等礼，与之建立了私淑、效法的关系。庙学既起到了团结地方士人的作用，又通过全国一致的文教体系，强化了地方对中央的向心力。
州县官学是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因民众日渐熏习，士大夫的文化圈层不断外扩，儒家意识形态最终扎根地方。从唐到北宋，再到南宋，虽然庙学发展的节奏不一，庙学崇祀对象几经变更，但不变的趋势是地方释奠礼仪越来越固定，地方士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政府通过学校与地方社会的联系也越来越强。到了南宋，各地通过崇祀地方先贤塑造本地的儒学系谱、文脉成了一股潮流。他们以凸显“地方”特征的外壳，实现了与中央的内在统一。因儒学的传布、下沉，中国传统国家的政治根基不断强化，而庙学作为空间载体，起到了与科举制度发达、印刷技术普及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
（作者：丁义珏，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来源：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