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又实用的包包，并非现代专属，我们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开始使用。都说“包” 治百病，但古代的包 袋 可不止是装饰或收纳那么简单。中国古代包具历史悠久，不仅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更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天，人民论坛读史就带您一同探寻，古人都用过哪些有趣的包包。
明•嵌宝石莲纹金盒 来源/南京市博物总馆官网
从绶囊到鱼袋：作为政治符号的包
中国古代的包是在早期人类生产、生活中发明的，人类创造包最先考虑的是它的实用价值。先秦、秦汉时期，有关包的记载较多。《诗经·大雅·公刘》有：“乃裹糇粮，于橐于囊。”这里的“橐”“囊”，都是百姓日常生活的袋子。《吕氏春秋》记载了大儒牛缺遇到强盗，“盗求其槖中之载，则与之”。这里的“槖”，就是秦朝时期放置行装的袋子。汉初南越王“赐陆生橐中装直千金”，这里的“槖”，意思是行囊。唐朝出现了特定用途的包，如锦囊、香囊和药囊。李绅诗中有“锦橐从天凤诏来”，这里的“锦橐”是材料和做工都较好的袋子，用于政府吏员存放圣旨、公文等重要文件。唐人崔致远记载了一个精致的砚台上面“垂钠香囊五枚”，这里的“香囊”应是盛放香料的袋子。杜甫在成都时，家中“药囊有加减者，看题检之”，这里的“药囊”应是家里储存药的袋子。
汉唐宋之际，一种特殊的包——绶囊和鱼袋，被赋予政治属性，其也是金、西夏、辽时期官员普遍佩戴之物以及代表官员政治身份和地位高低的政治符号。
汉朝官员将官印随身携带，盛放官印的包称为绶囊（或鞶囊）。杜佑《通典》记载：“汉代著鞶囊者，侧在腰间，或云傍囊，或云绶囊，然则以此囊盛绶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时。”汉代的官员以绶囊盛放“绶”，“绶”指系佩玉或印玺的丝带，对于官员来说，指官印。汉代官员将官印放在绶囊之中，挂在腰间，有时也会单独放在其他地方。这说明汉代官员佩戴的绶囊，因为有官印放在其中，成为其政治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隋唐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包——鱼袋，代替了汉代的绶囊，成为代表官员政治身份与地位的新的政治符号。仇兆鳌《杜诗详注》记载：“隋唐以后，官不佩印，止有随身鱼袋。”鱼袋分两部分，鱼就是鱼型的盒子，袋就是装鱼的袋子，最初是布袋子，后来用皮，复以金、银、玉等装饰。《通典》记载：“三品以上，紫衣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衣银鱼袋；皆执象笏。”说明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佩金鱼袋，五品以上官员佩银鱼袋，六品以下官员没有鱼袋。不过，并不是所有五品以上的唐朝官员都能佩鱼袋，《宋会要辑稿》记载：“唐制，散官二品、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及都督、刺史皆佩（鱼袋）。”这说明二品官员、文武京官五品以上才可以佩鱼袋，地方官只有都督、刺史才佩鱼袋。唐朝也用鱼袋赏赐有功的文武官员或退休官员，以“绯、紫之服”赏赐功臣，“紫”是三品以上官员的官服，佩金鱼袋；“绯”为红色，是五品以上官员的官服，佩银鱼袋。
宋朝继承了唐朝官服佩鱼袋的制度，鱼袋更加流行，与其并立的金、西夏、辽等政权也接受了宋代的鱼袋制度，特定级别的文武官员同样佩鱼袋。《宋会要辑稿》记载：“太宗雍熙元年南郊毕，内出以赐近臣，由是内外升朝文武官皆佩。凡服紫者饰以金，服绯者饰以银，庭赐紫者给金，涂银者赐绯，亦有特给。京官幕职、州县官赐绯者，亦佩。”可以看出，宋代佩鱼袋的主体范围有所扩大，京城文武官员、京官幕职、地方州县官都佩鱼袋。另外，为了表示对士大夫的尊崇，宋朝“不许伎术人辄佩鱼，以别士类”。宋代鱼袋盛行还表现在皇帝大量赏赐鱼袋，宋人袁枚记载：“凡书赐紫金鱼袋，及赐银青、赐绯者……紫绶则金鱼袋，青绶则银鱼袋。”宋朝也会根据级别，给退休的官员赏赐鱼袋。
从殿堂到民间：元明包的平民化转型
元朝时期鱼袋已经退出了国家政治生活，包完全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其种类、样式繁多，为百姓的生活带来便利和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
其一，各种各样的囊（槖）。囊和槖（有底的为囊，无底的为槖）是用布、皮、丝绸等材料做成的袋子，囊可以盛放各种各样的东西，有较强的实用性。元朝的囊的记载较多。元人田闰记载：“尝憩桑下，得遗槖，满贮金也，守弗去。”元人赵君理记载：“雅独好书，见奇书，倾囊倒槖收买不吝惜。”这两处提到的囊都是钱包。元人周贞记载：“其遇贫无依，又往往倾行槖济之。”这里的“行槖”是行囊，是出行的人带的装钱和行李的袋子。
另外，元朝还有装特殊物品的袋子。元人程端礼有诗写到：“笔囊尘塞鱼栖穴，土屋灯残蝎啮窗。”这里的笔囊是专门盛放笔的袋子。元人戴表元有诗：“诗囊贫里富，药市闹中闲。”这里的“诗囊”是专门盛放诗歌作品的袋子。元人邓雅有诗：“采遍东篱一万丛，绣囊盛取枕秋风。”该诗中的“绣囊”是绣了花或装饰图案的袋子，盛放花等比较雅的东西，既有实用性，也有装饰美感。另外，包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同样广泛使用，《蒙古秘史》谈到蒙古族盛放马奶的皮囊，它以皮革制成，是储存马奶和制造马奶酒的工具。
其二，缠带与褡裢。缠带是一种用布缝的中空的袋子，可以做外衣的腰带，也可以在里面放东西，是一种特殊的包。《水浒传》记载：“杨志戴上凉笠儿，穿著青纱衫子，系了缠带，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条朴刀。”从杨志的打扮可以看出缠带是该时期男子外出必备的工具。
缠带作为腰带细长，放不下太多的东西，明清以后，人们对缠带进行改进，制成褡裢。褡裢是用布缝成的较宽的前后两个包，搭在肩上。李观海《歧路灯》（卷二）中有：“叫德喜儿拿褡裢来，装上六十两银子。”可以看出，褡裢是缠带的改进版，能放更多的东西。
中国古代史料记载的包数量有限，实际上，在古代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包的种类、数量非常可观。1999年在河北隆化县鸽子洞出土了一批元代遗物，其中包就有四种：绣花麻布袋，用棕色线网绣出几何图案，雪花纹；本色麻布袋，用五块麻布缝成，底大口小，用细麻线抽紧口部；深褐色蓝绿长方格棉布袋，深褐色，织蓝绿长方格，宽窄格相间；绫布袋，黄绿暗花绫布缝成。
明清荷包的流行
明朝中期以后经济发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一种男子腰间的装饰物——荷包开始流行。清朝学者陈元龙在《格致镜原》中指出，晋朝文武官员“皆有囊”，缝在官服上，尚书带紫色的囊，这种囊被认为是最早的荷包。南朝宋时期，“尚书朝服，肩上有生紫袷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据此而看，荷包最早应是官员奏事缝在朝服上的小包，“荷”为“负荷”之意。不过，由于后来鱼袋盛行，荷包逐渐被淘汰。明、清时期民间士人流行在腰间戴荷包，这里的荷包既是装饰，也有实用价值。抱瓮老人《今古奇观》有“就是有几文钱在荷包里，闲时买瓜子磕，买糖儿吃”。黄光升《昭代典则》中有“拾得荷包一个，内有文书一纸，称是太师差来奏事人”。从上述记载来看，明清民间的荷包可以放钱、信件、文件，实用价值突出，同时，与动辄一百多贯的官服相比，荷包价格较低，并不贵重。申时行《大明会典》记载：“纻丝罗荷包，每一个一贯（两）。”
清朝宫中流行荷包，据朱珪《知足斋集》记载，清朝宫中“挂胸小荷包，禁中最重，得之为荣”。那么，为什么清朝皇室会对荷包如此重视？清朝学者陈康祺一语道破：“我朝初以马上得天下，荷包所以储食物，为中途充饥之用……其初皆用布，今施之礼服，乃饰以绸耳。观此知行装、荷包亦应用布，而开国诸臣披荆斩棘、栉风沐雨之勤劳，即一物一名已堪观感也。”陈康祺将清朝荷包的起源，与最初满洲开国重臣打天下时在马上装食物的袋子结合起来，赋予荷包“开国有功”的意象，进一步提升了荷包的政治价值，使其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清朝对于有功官员赏赐荷包，反映了利用荷包犒赏官员的用心，客观上提高了荷包的政治价值。《兰州纪略》记载，清朝兰州出现“逆贼滋事”，官员毕沅“在陕西境内……能悉心调度，事事妥协……著赏给一品顶戴，仍交部从优议叙，并赏给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二对”。《鄂尔泰奏稿》记载，雍正七年鄂尔泰得到皇帝赏赐，“御赐臣御书福字一幅……平安如意荷包一个、堆锦荷包一个，内贮金钱、宝玉等各十四枚”。
古往今来，包作为人类生活中常见的生产、生活工具，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包根据材料、作用、样式和装饰情况，可以分成很多种类和不同名称。人们除了利用包的实用属性以外，还赋予包实用价值之外的审美价值和政治价值。在汉朝到宋、金、西夏、辽时期，从绶囊到鱼袋，包成为代表国家权力的政治符号，其外表形制和使用制度，逐步形成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大放异彩。元朝蒙古统治带来政治和文化的多样化，包也逐步回归实用和审美的属性。明清荷包由于价格不高，又具有储存钱物的功能，由此在民间盛行，后在清朝皇室流行，被赋予开国之功的寓意，获得政治价值，成为清王朝赏赐功臣的对象。
作者 |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申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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